今天给各位分享西方近代哲学论文的知识，其中也会对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导读目录：
2、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3、西方近代哲学论文
希望涵盖的哲学家全，语言精炼
现在比较流行的也比较新的是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 (samuel enoch stumpf)、 詹姆斯·菲泽 (james fieser)的《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
入门的话，千万不要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太深不说，也被普遍认为个人观点太强。
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和斯通普夫的《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都比较易懂而且很有启发性，尤其是后者，斯通普夫的这本也是我的哲学史启蒙，叙述很是公正客观，尽量把选择和批判的权利留给了读者。
其实，在选择这类书籍的时候有个窍门，可以去各大知名高校网站去搜索他们西方哲学史专业的推荐书目，一般都很详尽，书名、作者、出版社都会列出。
excel brain：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流派，哲学主义，哲学家
在撰写前面几卷时，我心中的理想读者是二至三年级的大学生。鉴于许多对哲学史感兴趣的本科生本身并不以哲学为业，我尽量不去假定他们会熟悉那些哲学技巧或术语。同时，我也不开列英文之外的参考文献，除非作者的写作语言本身就是其他语言。鉴于许多阅读哲学的人并非基于完成学业的目的，而是为了自我启蒙和消遣，因此，我尽量避免使用哲学行话，除了内容自身具有的难度之外，不给读者设置任何理解方面的障碍。但是，无论一个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使哲学阅读成为一个轻松的任务。正如人们常常说的，哲学没有肤浅的结局。[1]
安东尼·肯尼于1931年出生在英国利物浦的一个普通家庭中，自幼在外婆家生活。父亲在二战中（1940）牺牲，母亲是一名天主教徒，舅父亚历山大·琼斯是一名神学家，他自己也一路在宗教学校就读——天主教文法学校、阿普霍兰德神学院（1943~1949）、英吉利神学院＋格里高利大学（1949~1955），并成为职业神甫。熟谙古希腊罗马文献，精通古希腊语、拉丁文。为撰神甫资格论文，遵照主教高德弗雷建议到罗马梵蒂冈档案馆研读一年（1956~1957）。之后又到牛津大学从事分析哲学研究（1957~1959），而研究分析哲学则使他对宗教信仰产生反思（怀疑）。于1963年放弃神甫职位，专心学术。此后（1964~2001）一直在牛津大学教书和做研究。
自传《从罗马起程（a path from rome）》、《牛津的生活（life in oxford）》。
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行动，情感与意志》（1963）《笛卡尔》（1968）《五种方式：圣阿奎纳证明上帝存在》（1969）《心灵的本性》（1972）《维特根斯坦》（1973）《灵魂的剖析》（1974）《意志，自由与权力》（1975）《亚里士多德伦理学》（1978）《自由意志与责任》（1978）《哲学家的上帝》（1980）《阿奎那》（1980）《托马斯·莫尔》（1983）《心灵的形而上学》（1989）《何为信仰：宗教哲学论集》（1992）《亚里士多德论完善的人生》（1993）《阿奎那论心灵》（1993）《弗雷格：现代分析哲学创立者导论》（1995）《西方哲学简史》（1997）《亚里士多德思想传统论集》（2001）《阿奎那论存在》（2002）《古代哲学：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一卷》（2004）《中世纪哲学：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二卷》（2005）《未知的上帝：不可知论集》（2005）《我们相信什么》（2006）《近代哲学的兴起：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三卷》（2006）《生命，自由及功利追求》（2006）《现代世界中的哲学：牛津西方哲学史，第四卷》（2007）……
安东尼·肯尼是一个宽容的或然性不可知论者（contingent agnostic）。当我从自己的不可知论观点出发，审视我周围的那些信奉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同仁时，我不知道是要羡慕他们呢，还是要怜悯他们呢。我是否应羡慕他们呢？羡慕他们对这一议题抱有坚定信念（有神或无神），对此抱有坚定信念委实重要，可我却没有这种信念。我是否应该怜悯他们呢？因为他们用来证明其有神论或无神论的论证，均是肤浅而不可信的。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轻信之士；在他们看来，我却是怀疑论者。我们哪一方明白事理？我不知道。
安东尼·肯尼指出研究哲学史基于哲学的和历史的两大类理由，澄清「哲学」的学科归属——与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的联系与区别，「哲学并非一种科学，其中也无人文形式。哲学既非事关知识的扩展，也非事关世界新真理的获取；哲学家也不占有其他人得不到的信息。哲学并非事关知识，而是事关理解；也就是说哲学事关已知事物的条理」。要研究或撰写哲学史必须既懂哲学又通历史，不存在不懂哲学（思想观点及其对应的历史背景前提）的哲学史家。「在不同的哲学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的技巧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各有不同」，这两种偏向均存在风险，「历史学家在研究思想史时，如果自己不探讨已故哲学家所研究的哲学问题，很有可能犯下肤浅的毛病。哲学家阅读古代、中世纪或近代的文本，如果对撰写这些文本的历史语境一无所知，很有可能犯下年代误置的毛病。……这两种过失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使哲学史研究的目的落空。历史学家如果忽视困扰已故哲学家的那些哲学问题，那就说明他没有真正理解已故哲学家是如何进行思维活动的。哲学家如果忽视以往经典的历史背景，那他就不会对我们今日关注的问题提出新解，而只是陈述披着伪装的当代偏见」。任何一种哲学史学著作的核心都是诠释，即仔细阅读和解释哲学文本。诠释可有两类：内在型或外在型。于内在型诠释中，解释者试图使文本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在解释过程中所采用的是清晰性原则。在外在型诠释中，解释者通过将此文本与彼文本进行比较和对照，进而揭示此文本的含义。诠释可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努力的基础，我在《导论》开篇就曾描述过这两种努力。其一就是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哲学，目的在于取得有关本书所论问题的哲学真理或哲学理解。一般说来，历史的哲学探寻的是相关文本之中诸多说法形成的背后理由或证据。其二便是思想史，目的在于获得有关当下问题的哲学真理，或者取得对某一个人、时代或历史演替的哲学理解。一般说来，思想史主要探寻的不是相关文本之中所述观点的理由，而是这些观点的来源、起因或动机。
本书《牛津西方哲学史》的行文结构以「编年（时间）论述」和「主题（专题、问题）论述」为基。第一卷始于哲学的开端，终于公元387年圣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第二卷从圣奥古斯丁的事迹开始，到1512年天主教拉特兰公会结束。第三卷上接前卷结尾，到1831年黑格尔逝世为止。第四卷即最后一卷，所论内容（从黑格尔之后）直到20世纪末。 …… 在这四卷书中，我力图同时做一位哲学史家和一位历史的哲学家。多位作者合著的哲学史，有时采用编年史结构，有时则采用主题性结构。我想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即在每一卷里「先」采用编年史概述的方法；「随后」针对具有永久意义的特定哲学话题，采用主题讨论的方法。
以主要的具体的哲学家（或学派）、哲学分支（主题）为主干，按时间先后（纵）排列、评述哲学家的著作或观点（横）。每一卷之前的章节都是「哲学编年总史」（时间），后面的章节则是「哲学分支论述」（主题）。纵横相交，简称「以人（时间·纵）带史」、「以学科（哲学分支、主题·横）带史」、「以著作（内容·横）论人与史」。
观第一卷《古代哲学》目录及正文判然可知。第一章《开端：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编年史结构）第二章《思想流派：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编年史结构）第三章《如何论证：逻辑学》（主题性结构）第四章《知识及其限度：认识论》（主题性结构）第五章《事物如何发生：物理学》（主题性结构）第六章《何谓存在：形而上学》（主题性结构）第七章《灵魂与心智（心灵哲学）》（主题性结构）第八章《怎么活：伦理学》（主题性结构）第九章《神（宗教哲学）》（主题性结构）
最后，不知本书《牛津西方哲学史》（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为何不翻译成有别于之前的「新版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新史」、「西方哲学史新著」、「西方哲学史新编」、「西方哲学史新论」？在《导言》部分或许给出了答案，即中文版另加的「牛津」二字意在指明此本「西方哲学史」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本」。在专业化时代，大部分哲学史都是多人合作撰写，即由研究不同领域和时期的专家合作撰写。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约我一人撰写一部从泰勒斯到德里达的哲学史时，相信仅由一人独著哲学发展过程一定会有所获，这一过程要求将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当代哲学连接起来，集相关主题于独一叙事形式之中。
评分：9.0分 推荐指数：★★★★★王柯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08月。
本卷论述西方古代哲学，涉及逻辑学、认识论、物理学、形而上学、心灵哲学、伦理学、神（宗教哲学）。
第一章《开端：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基准回溯哲学的童年时期。依次讲述①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the four causes）：质料因（the material cause）、动力因（the efficient cause）、形式因（the formal cause）与目的因（the final cause）。早期哲学家如泰勒斯等人主要关注的是质料因——追问世界在根本上是由什么组成的（水火气土），而毕达哥拉斯等人则关注形式因——质性差异是数的差异导致的结果。苏格拉底侧重于研究伦理学而非自然界，柏拉图则是第一个综合前人方法论的哲学家。不过柏拉图的理念说（theory of ideas）不仅没解决问题，反倒增加了新问题。亚里士多德自己则解决了「目的因」的问题。安东尼·肯尼在梳理这段哲学史后指出，毕达哥拉斯、泰勒斯等人的某些成就「是几何学与天文学的成就，但不是哲学的成就」，「有许多内容现在看来不会被认为是哲学讨论」，我们现在把他们放在哲学史中是因为「早先对宗教、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区分，并非像近几个世纪里那样明确」，这些早期思想家是后人共同的思想前辈（源泉）。早期哲学家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提出的问题，而是他们用来回答问题的方法。「为每一个时代提供了一种哲学的范型」，「概念分析技巧以及经常重复或反驳的理论论点」。②米利都学派：简述米利都三大宇宙论家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的观点。③毕达哥拉斯学派：信奉数学是理解宇宙结构和秩序的钥匙；建立的哲学团体是后世类似机构（学园）的雏形；相信死后灵魂存在。④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色诺芬尼）：第二代思想家；认为土是世界本原；一神论（monotheism）。⑤赫拉克利特：信奉万物流变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火是世界和灵魂的本原；坚持对立统一原理。⑥巴门尼德与埃利亚学派：巴门尼德、麦里梭、芝诺（悖论），赫拉克利特「万物皆动」学说的对立面，倡导「无物运动」。⑦恩培多克勒：信奉「四根」说（平等的水火气土四元素），爱（love）与争（strife）导致元素的结合与分离，元素的混合与分离生成宇宙万物。暗示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⑧阿那克萨戈拉：大爆炸宇宙论思想的雏形与心智论。⑨原子论者：留荃伯（leucippus）与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认为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那些分到「不可分的微粒」就是「原子」。⑩智者：普罗泰戈拉、普洛狄科、高尔吉亚等。⑪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后世哲学家眼中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但柏拉图并没有给予「这位名为苏格拉底的人物连贯一致的角色或人格」，因此我们要分清「哪些是苏格拉底的实际观点，哪些是柏拉图哲学的传声筒」。安东尼·肯尼认为从戏剧性标准、哲学标准、风格学标准可以将柏拉图对话分为早、中、晚三组。⑫柏拉图：回忆说（the thesis of recollection）、理念论、《理想国（republic）》、《法律篇（laws）》、《蒂迈欧篇（timaeus）》。
第二章《思想流派：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依次论述①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学园里的亚里士多德、作为生物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园及其教育大纲（漫步学派、逍遥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修辞学与诗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理论科学（形而上学宇宙论、物理学、化学……）、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遗教、后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园）学园——塞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②伊壁鸠鲁学派：伊壁鸠鲁、卢克莱修。③斯多亚学派：芝诺、克莱安塞（cleanthes）、克律西普（chrysippus）、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亚学派（塞内加、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④雅典学园里的怀疑论：阿尔凯西劳、卡尼阿德（carneades）。⑤罗马帝国拉丁化时期的哲学：卢克莱修（伊壁鸠鲁主义）、西塞罗（哲学立场折中主义——从不同哲学倾向中汲取不同元素、斯多亚主义）、早期基督教哲学（克雷门特、奥利金）、柏拉图主义（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主义（阿斯帕斯乌斯&亚历山大）的复兴、普罗提诺与圣奥古斯丁。⑥犹太-基督哲学。
第三章《如何论证：逻辑学》依次论述①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前分析篇》（三段论、概称命题）、《解释篇》与《范畴篇》（单称命题、命题的具体成分与性质）、时间与模态（必然、不可能、或然命题）。②斯多亚学派的逻辑学：狄奥多罗·克洛诺斯、菲罗、克律西普。
第四章《知识及其限度：认识论》依次论述①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认识论：巴门尼德（真理之路、意见之路）、德谟克利特（实在与表象；从逻辑上将，德谟克利特是怀疑论者而非原子论者）、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所有信念都是真实的，但仅具有相对的真实性；每件事都有对立的两种表述）、梅特洛多罗斯（德谟克利特弟子，极端怀疑论者）、高尔吉亚（关于实在的知识是不可能的）。②苏格拉底的认识论：知识与无知、追寻本质认识。③柏拉图的认识论：《泰阿泰德篇》（什么是知识）、知识与理念。④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科学与幻想。⑤伊壁鸠鲁的认识论：感觉（sensations）、概念（prolepsis）、感受（feelings）。⑥斯多亚学派的认识论：认知（katalepsis）。⑦雅典学园的怀疑论：阿尔凯西劳、卡尼阿德。⑧皮浪式的怀疑论：埃涅西德姆（aenesidemus）与皮浪/皮罗/皮洛主义（pyrrhonism）、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第五章《事物如何发生：物理学》依次论述①连续物。②亚里士多德论场所。③亚里士多德论运动。④亚里士多德论时间。⑤亚里士多德论因果关系与变化。⑥斯多亚学派论因果性。⑦因果关系与决定论。⑧决定论与自由。
第六章《何谓存在：形而上学》依次论述①巴门尼德的存在论。②柏拉图的理念论与形相论（the theory of forms）。③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说。④本质（essence）与实质（quiddity）。⑤是（being）与实存（existence）：注意being（是、存在）、existence（实存、存在）、实在（reality、actuality）、实体（entity）、substance（物质、实体、实质）等的区分和联系。
第七章《灵魂与心智》依次论述①毕达哥拉斯的灵魂再生说。②知觉与思想：恩培多克勒与阿那克萨戈拉。③柏拉图《斐多篇》里的灵魂不朽说。④灵魂的剖析。⑤柏拉图论感知。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心理学。⑦希腊化时期的心智哲学。⑧古代后期的意志、心智与灵魂学说。
第八章《怎么活：伦理学》依次论述①道德论者德谟克利特。②苏格拉底论德性。③柏拉图论正义与快乐。④亚里士多德论幸福、道德和理智德性。⑤快乐与幸福。⑥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⑦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
第九章《神（宗教哲学）》依次论述①克塞诺芬尼的自然神学。②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论虔敬。③柏拉图论进化中的神学。④亚里士多德论不动的动者。⑤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的诸神。⑥论占卜与占星术。⑦普罗提诺的三位一体说（太一、理智、灵魂）。
评分：9.0分 推荐指数：★★★★★袁宪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08月。
本卷论述西方中世纪哲学，涉及逻辑学、语言哲学、知识论（认识论）、物理学、形而上学、心灵哲学、伦理学、上帝（神学、宗教哲学）。安东尼·肯尼在《导言》（第1~8页）中指出研习中世纪哲学存在四重障碍：语言的（linguistic）、职业的（professional）、教会的（confessional）、教派的（parochial）。过去人们对中世纪哲学的忽视基于一种「对宗教的或者人文学者的偏见」，20世纪逻辑学的复兴则让人重新认识到中世纪哲学的价值。
第一章《哲学与信仰：奥古斯丁至迈蒙尼德》依次论述①奥迪斯丁：论历史与论两个城邦。②波伊提乌的慰藉说。③古代晚期的希腊哲学。④卡洛林帝国时期的哲学。⑤穆斯林与犹太哲学家。⑥阿维森纳及其后继者。⑦坎特伯雷的安塞姆。⑧阿伯拉尔。⑨阿威洛伊。⑩迈蒙尼德。
第二章《经院哲学家：从十二世纪至文艺复兴》依次论述①格罗斯泰斯特与阿尔伯图斯。②波纳文图拉。③阿奎那。④去世后的阿奎那。⑤布拉班特的西热和罗杰·培根。⑥邓斯·司各脱。⑦威廉·奥卡姆。⑧对奥卡姆的接受。⑨牛津计算师。⑩约翰·威柯利夫。⑪巴黎和牛津大学之外。⑫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⑬文艺复兴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哲学。
第三章《逻辑与语言》依次论述①奥古斯丁论语言。②波伊提乌的逻辑学。③阿伯拉尔的逻辑学。④十三世纪名称的逻辑学。⑤逻辑命题与三段论。⑥阿奎那论思想和语言。⑦类比与一义性。⑧中世纪语法学家的逻辑学。⑨奥卡姆的心理语言&奥卡姆论真理和推论。⑩沃尔特·博雷与约翰·威柯利夫。⑪卢万大学的三值逻辑学。
第四章《知识》依次论述①奥古斯丁论怀疑、信仰、知识和神的光照。②波纳文图拉论光照。③阿奎那论概念的形成、信仰、知识和科学。④邓斯·司各脱的认识论。⑤奥卡姆论直觉知识和抽象知识。
第五章《物理学》依次论述①奥古斯丁论时间。②菲洛普努斯的亚里士多德批评。③十三世纪的自然哲学。④实在的无限和潜在的无限。
第六章《形而上学》依次论述①阿维森纳论being、essence和existence。②阿奎那论实在和潜在。③邓斯·司各脱的形而上学。④奥卡姆的简化论纲领。⑤威柯利夫与决定论。
第七章《心灵与灵魂》依次论述①奥古斯丁论内心生活与意志。②伊斯兰思想中的能动智力。③阿维森纳论智力和想象力。④阿威洛伊的心理学。⑤阿奎那论感觉、智力和意志。⑥司各脱与阿奎那。⑦奥卡姆与司各脱。⑧蓬波纳齐论灵魂。
第八章《伦理学》依次论述①奥古斯丁论幸福、撒谎、谋杀和性。②阿伯拉尔的意图伦理学。③阿奎那的伦理学体系。④司各脱论神的律法。⑤奥卡姆的伦理学。
第九章《上帝》依次论述①奥古斯丁的上帝。②波伊提乌论神的预知。③爱留根纳的消极神学。④伊斯兰哲学家对上帝存在的论证。⑤安塞姆对上帝存在的论证。⑥达米安和阿伯拉尔的上帝全能论。⑦格罗斯泰斯特论上帝全知。⑧阿奎那论上帝的永恒知识和能力。⑨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⑩邓斯·司各脱关于无限存在的形而上学论证。⑪司各脱、奥卡姆和瓦拉论神的预知。⑫库萨的尼古拉关于学问者的无知。
评分：9.0分 推荐指数：★★★★★杨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08月。
第一卷《古代哲学》叙述古希腊和罗马早期的哲学；第二卷《中世纪哲学》论述从奥古斯丁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之间的哲学；本卷《近代哲学的兴起》则论述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哲学，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相比，此时期的哲学「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亚里士多德的缺席」，「另一个显著特征使其不同于中世纪与20世纪的是，正是这个时期，哲学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大学之外最具活力」。作者承认「当我为本卷书汇编参考文献时，我认识到，与我熟悉材料的数量相比，还有大量的材料没有阅读」。明显可以看到作者在论述此阶段的物理学（自然科学）时，有一种力不从心、一笔带过的感觉。
「本卷与前两卷结构相同。在前三章，我按时间先后顺序概述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在余下的章中，我根据主题不同，探讨非常重要的特定的哲学论题。」
第一章《十六世纪哲学》依次论述①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②原罪、善良与自由。③权威与良心。④逻辑学的衰落。⑤怀疑论、神圣与亵渎。⑥反宗教改革的哲学。⑦布鲁诺。⑧伽利略。⑨培根。
第二章《从笛卡尔到贝克莱》依次论述①笛卡尔。②霍布斯。③剑桥柏拉图主义者。④洛克。⑤帕斯卡尔。⑥马勒伯朗士。⑦斯宾诺莎。⑧莱布尼茨。⑨贝克莱。
第三章《从休谟到黑格尔》依次论述①休谟。②斯密与里德。③启蒙运动。④卢梭。⑤沃尔夫与莱辛。⑥康德。⑦费希特与谢林。⑧黑格尔。
第四章《知识》依次论述①蒙田的怀疑论。②笛卡尔的回应。③笛卡尔的意识。④霍布斯的经验主义。⑤洛克的观念。⑥斯宾诺莎论认识的程度。⑦莱布尼茨的认识论。⑧贝克莱论特征与观念。⑨休谟论观念与印象。⑩康德的先天综合。⑪实在论与观念论。⑫观念论者的认识论。
第五章《物理学》依次论述①自然哲学。②笛卡尔的物理学。③伽桑狄的原子论。④牛顿。⑤连续统一体的迷宫。⑥康德的二律背反。
第六章《形而上学》依次论述①苏亚雷斯的形而上学。②笛卡尔论永恒真理。③实体的三种观念。④单一必然的实体。⑤创造偶然空间。⑥贝克莱的观念论。⑦休谟论因果性。⑧康德的回应。
第七章《精神与灵魂》依次论述①笛卡尔论精神。②二元论及其不满。③决定论、自由与相容论。④洛克论个体同一性。⑤斯宾诺莎论灵魂作为身体的观念。⑥莱布尼茨的单子论。⑦贝克莱与休谟论精神与自我。⑧康德的心灵剖析。
第八章《伦理学》依次论述①诡辩术。②神秘主义与斯多亚哲学。③帕斯卡尔反耶稣会会士。④斯宾诺莎的伦理体系。⑤休谟论理性、激情与美德。⑥康德论道德、责任与法律。⑦黑格尔的伦理综合。
第九章《政治哲学》依次论述①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②莫尔的乌托邦。③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④霍布斯论无政府与主权。⑤斯宾诺莎的政治决定论。⑥洛克论公民政府。⑦孟德斯鸠论法。⑧卢梭与公意。⑨黑格尔论民族国家。
第十章《上帝（神学、宗教哲学）》依次论述①莫利纳论全知与自由。②笛卡尔的理性神学。③帕斯卡尔与斯宾诺莎论上帝。④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⑤贝克莱的上帝。⑥休谟论宗教。⑦康德的神学辩证法。⑧黑格尔的绝对存在。
评分：9.0分 推荐指数：★★★★★梁展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08月。
本卷论述自19世纪初（黑格尔离世）到20世纪末的哲学史，作者避开（放弃）了一些「熟人」，「在20世纪下半叶依然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们当中，有许多都是我本人所熟知的面孔，其中不乏与我过从甚密的同事和友人」，很难对他们「做一个客观的判断」，如果执意省略或选择某些人入书造成的「观感」又似乎会让人觉得「有些武断」。故而「以30年为期」，「放弃1975年之后撰写的那些著作」。
本卷不同于专门的单行本「西方当代哲学史」撰写（详细、全面），「比如说，我没有就20世纪新经院哲学或新康德主义者做任何讨论，对好几代新黑格尔主义者也着墨不多」。但是，「这些（当代）学派的重要性，会提醒现在的人们记取过往伟大哲学家们的重要性。一部（在前三卷）已经为阿奎纳、康德和黑格尔开辟了大量篇幅的历史无须再次重复这样的提醒」。
本卷不再讨论「物理学」，因为「自牛顿以降，物理学摆脱了哲学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第三卷加入「政治哲学」，因为莫尔（《乌托邦》）、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之前的「欧洲的政治制度与我们生活的时代如此迥异，以致哲学家们的洞见与时下的讨论无法发生关联」。在本卷则新增「美学」，因为「这个主题直到18世纪时才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转向，形成「英美分析哲学」和传统的「大陆哲学」两条路径。分析哲学则以「形式逻辑」和「语言哲学」为核心，也是本卷的论述重点。
在卷三、卷四都存「弄错年代（作者疏忽、出版印刷方失检或中文译者失误）」的问题，细心的读者不难纠正。比如第三卷《近代哲学的兴起》第三章《从休谟到黑格尔》，说卢梭「1861年」（1761）发表《论道德的信》——然而卢梭是18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人（第102页），说康德从「1860年」（1760）起开始严肃地致力于哲学研究（第108页），说康德「1890年」（1790）涉险进入非哲学领域（第115页），说康德「1979年」（1797）发表《道德形而上学》（第116页）。第四卷《现代世界中的哲学》第一章《从边沁到尼采》，说克尔凯郭尔「1830年出生（实则1813年）」，又说他「1830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第18页）。
第四卷第二章《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分析哲学》出现中译人名不统一的情况：第71页先称「赖尔（ryle）」，又称「莱尔」；第72页先称「莱特（wright）」，又称「赖特」；第72页先称「安斯康姆（anscombe）」，又称「安斯考伯」。第三章《胡塞尔的现象学》先称「赖尔」（第89页），又称「莱尔」（第90页）。第二章《罗素论数学、逻辑和语言》先称「giuseppe peano」为「吉斯普·皮亚诺」（第56页），又在第四章《〈数学原理〉的传奇》称「吉瑟普·皮亚诺」（第125页）。在第一章和第四章称「斯图亚特·密尔」（stuart mill），在第六章却称「斯图雅特」（第165页）。在第三卷《近代哲学的兴起》第二章《从笛卡尔到贝克莱》将「malebranche」译成「马勒伯朗士」（第62页），在第四卷《现代世界中的哲学》第七章《形而上学》则译成「马勒布朗舍」（第195页）。也有人将「malebranche」译成「梅尔布朗斯」。在第二卷《中世纪哲学》第二章《经院哲学家：从十二世纪至文艺复兴》将「wyclif」译成「威柯利夫」（第111页），在第四卷《现代世界中的哲学》第七章《形而上学》则译成「威克利夫」（第202页）。在第一卷《古代哲学》第一章《开端：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将「euthyphro」译成「欧绪弗洛」（第47页），在第四卷《现代世界中的哲学》第十二章《上帝》则译成「欧谛弗罗」（第331页）。也有人将其译成「尤息弗罗」「尤西弗罗」「游叙弗伦」「游叙弗罗」，故纸君译为「游塞（sè）弗罗」。在第四卷第一章将「jeremy bentham」译为「耶利米·边沁」（第1页），在十二章则云「耶里米」（第336页），故纸君译为「杰瑞米·本瑟姆」。
第一章《从边沁到尼采》依次论述①边沁的功利主义。②约翰·密尔的思想发展。③叔本华的意志哲学。④克尔凯郭尔的伦理学与宗教思想。⑤辩证唯物主义。⑥达尔文与自然选择。⑦约翰·纽曼。⑧尼采。
第二章《从皮尔士到斯特劳森》依次论述①皮尔士与实用主义。②弗雷格的逻辑主义。③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与实用主义。④英国唯心主义及其批评者。⑤罗素论数学、逻辑和语言。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⑦逻辑实证主义。⑧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⑨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分析哲学。
第三章《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依次论述①弗洛伊德与心理分析。②胡塞尔的现象学。③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④萨特的存在主义。⑤雅克·德里达。
第四章《逻辑》依次论述①密尔的经验主义逻辑。②弗雷格对逻辑的重新奠基。③皮尔士论归纳和外展。④《数学原理》的传奇。⑤现代模态逻辑。
第五章《语言》依次论述①弗雷格论意义与指称。②实用主义者论语言与真理。③罗素的摹状词理论。④命题的图像理论。⑤语言-游戏与私人语言。
第六章《认识论》依次论述①两位雄辩的经验主义者（密尔&纽曼）。②皮尔士论科学方法。③弗雷格论逻辑、心理学和认识论。④习得知识与摹态知识。⑤胡塞尔的悬置。⑥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
第七章《形而上学》依次论述①唯心主义种种。②形而上学与目的论。③现实主义与唯名论。④皮尔士思想中的「一」「二」「三」。⑤逻辑原子论的形而上学。⑥坏的和好的形而上学。
第八章《心灵哲学》依次论述①边沁论意向和动机。②理性、知性与意志。③实验心理学与哲学心理学。④弗洛伊德的无意识。⑤《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心理学。⑥意向性。⑦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心灵哲学。
第九章《伦理学》依次论述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②功利主义的修正。③叔本华论断念。④克尔凯郭尔论道德提升。⑤尼采与价值的重估。⑥分析伦理学。
第十章《美学》依次论述①优美与崇高。②叔本华的美学。③克尔凯郭尔论音乐。④尼采论悲剧。⑤艺术与道德。⑥为艺术而艺术。
十一章《政治哲学》依次论述①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②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论女人。③马克思论资本和劳动。④封闭与开放的社会。
十二章《上帝（宗教哲学）》依次论述①信仰与异化。②约翰·密尔的有神论。③创造与进化。④纽曼的宗教哲学。⑤上帝之死与宗教的存活。⑥弗洛伊德论宗教幻觉。⑦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哲学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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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之利与弊》：
當我們評價一個人或引用一個人的觀點時，常犯的一個錯——似是而非、斷章取義、以單獨的點帶複雜的面。
假設你引用一個哲學家的「觀點」，開口就說「他認爲……」，而不知此哲學家後來改變了自己的「觀點」，變成「他不認爲……」。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指明具體的出處。即不說「他認爲……」，而說「在a論文，在b書中，在某規範下，他認爲……」。
或者這個哲學家一共出版了16部著作，你祇讀了其中的c本，或僅讀了哲學史對其的浮光掠影式、突出式、片面式概述，就大言不慚地對這個哲學家發出定評（比如我看一些人對盧梭、笛卡爾的片面式、突出式、選擇式評價）。這就是各種文學史、哲學史的無可避免的問題——限於篇幅、限於寫作目的、限於撰寫者的立場（選擇與偏見），不能「全面地」表述議論對象的「完整觀點」。這也是「讀完史要立即去讀具體作品」的原因。
同樣，評價一個人，必然是「蓋棺論定式」的，或「指明場景」的。假設你評價的是死去的人，只需將他「自撰的所有文獻」及「他人撰而與其相關的文獻」綜合考察就行。如果評價活人，要麼評價「在你進行評價之前他的全部」，要麼指明評價「他撰寫的某本書」或「15～22歲的他」或「他在某年某月某場景下發表的一個觀點」。
但是，有不少人沒精力、也沒意願這麼做——因爲他只是「挑選」材料證明（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已。任何單一的作者嘗試撰寫整個的哲學史，他會迅速地認識到，在與細節有關時，與那些從事單個哲學家研究並成爲那個領域的專家相比，他處於一個巨大的劣勢之中。彌補的方式是，一個人撰寫的歷史可能強調哲學史的諸多特徵，而這些特徵在專家的著作中更不明顯，正如一幅航拍的照片可能呈現一處景觀的諸多特徵（宏觀模糊），而這些特徵幾乎看不到接近地面的那些特徵（微觀精確）。[2]
所以，各種通史只是「引子」，「細節」、「完整邏輯」需要具體到一個人、一本書或一個觀念。
由此，我形成了一個態度：不讀全集，不評價其人。因爲大哲學家往往都是系統思考過各種哲學問題的，然而你卻片面地、有選擇地強調哲學家的某個點。強調這一點，易導致初讀人誤解——見樹不見林（「林」指哲學家的觀點是複雜的，廣泛涉及的，而不是只有「一棵樹」）。通史的總特徵則剛好相反——見林不見樹（順流而下地泛論，未展現哲學家的完整邏輯與全部、深入、具體的觀點）。
爲什麼要讀「通史」（文學史、哲學史、藝術史……）或「通史性概論」？
因爲後人的所思所想不是「憑空」而來的，後人都是在繼承、回應前人的前提下說出個人的所思所想。
即一個人不能直接從第二十層開始上樓，而是要從源頭（第一層）順流到現在（頂層）。只有這樣才能「完整」掌握某個概念或觀念。直接從「第二十層」入手理解概念，很可能「斷章取義」或「看似談同一個概念，實則各說各的」。
以上是我讀了三套哲學史之後的總體感受。將一個概念的來龍去脈理清了，你就瞭解了談論這個概念的哲學家們到底是誰創造了概念、誰批判了誰、誰回應了誰、誰發展了什麼、同一概念不同哲學家的區別……從而瞭解誰是奠基人、誰是轉折點、誰是集大成者、誰是反叛者……
【往期回顾】男性向：反思两性合集（128条）阅读「浪漫主义」（一）小说的批评与写作（一）詩學咀華集（一）我的哲学入门书（70部）学习「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为什么陶渊明不写《菊花源记》？有什么典故吗？「陳王昔時宴平樂」之「樂」字讀音考综评李清照考證：適合放在手邊或裝飾書房的書高士傳校註复原我处理古代文献的步骤《将进酒》的版本问题：网上关于古代诗、词、文「异文」的一些大惊小怪的言论十三個版本下的《蜀道難》
国内我推荐邓晓芒与赵林老师合著的西方哲学史，勾勒出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适合打基础使用。
国外的话强烈推荐希尔贝克的西方哲学史，可读性极强。我记得在开篇读到泰勒斯时，一般哲学史都是草草讲过，但他花了很多笔墨讲了“哲学答案往往是不重要的”，由此来呈现泰勒斯以及后继者的思维进路。这一点引发当时的我对哲学问题研究的极大兴趣，后来其中的对哲学问题的拆解方法还演变成了我至今在思考哲学问题时的笔记方式。
国外的话，不推荐罗素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原因是前者主观性太强，而且整个看起来不像是哲学史而是杂谈刚好谈到了哲学；后者我个人阅读起来太过枯燥。
最后，再强烈推荐一个不算哲学史，但引发我对哲学极大兴趣的《做哲学》。这本书是以哲学上的经典话题为线索，然后回顾不同学者流派对该问题的回答与推进，各类论点的理论优势与困境都呈现的非常清晰。该书最大的优点是，书中会经常插入非常有趣且经典思想实验、以及一些基于设想或现实问题的思想探究，甚至会提到一些当代的实验与经典哲学理论的碰撞。读这本书读者不再仅仅是接受知识的阅读者，而是一个运用哲学思考问题的参与者，此外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哲学绝不是单纯的理论游戏，而是不断地现实产生了各种互动。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精选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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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给哲学观下一个定义，从字面来说，哲学观就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它不是哲学理论中的“一个观念”，而是构成这种理论的“核心观念”、“根本观念”、“灵魂观念”，它决定该种理论的生命力，构成该种哲学理论与其他的理论的原则区别。与其说它是托马斯·库恩的较为复杂意义上的“研究范式”，毋宁说它是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较为单纯意义上的“理论硬核”。[1]这个硬核包括哲学的定义、性质、研究对象、特征和功能等。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是不一样的，必须予以区分。为了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追本溯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对象，从四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哲学，改造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它不仅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且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最后在一定的程度上还进行自我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深入人心的真理变成了束缚人的教条。哲学的目的是要解放人的思想，这种行为与哲学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有人断言，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不是科学的。我想，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实质上则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严。这样做将会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开放的理论系统，必须在批判中萌发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中，引用原子的偏斜运动，阐述了倾斜运动对直线运动的脱离，表达了一种自由意识。追求一种定在中的自由。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哲学批判的功能可以得到全面的发挥。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严格的控制，哲学的批判功能就被遮蔽了、弱化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以自由民主为发展目标，学术批判是是受到保护的。聂锦芳教授指出，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而学术必须允许自由的争论和批判。这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
马克思具体地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现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因此，马克思给哲学提出的历史任务是，锻造一种世界观武器，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无情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批判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起作用，而且批判不只是破坏性的，也应该是建设性的、超越性的。就像你说我是错的，你必须说为什么我错了，我怎样做才是对的。这样才可以体现出一种理论自觉。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批判、超越。哲学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这是哲学安身立命的理念。
马克思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辩证法。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在本质上，它是革命的、批判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发展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使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所谓现代精神，就是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是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主体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的主体意识，就是这种现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
志着人类自我意识从自我迷失进入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阶段。当然，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新世界，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更是一种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活的灵魂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一定的哲学是关于一定时代的精神产物;其二，哲学是各种思想文化中最高的形式，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精粹。同时，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因为哲学具有人类性，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因为哲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科学，而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哲学必须把握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及时的吸收思想精神，为迫切问题提供一个解释，进而规范和引导社会的发展。
在科隆日报的社论上，马克思首次明确的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3]这个命题被广泛引用，并被确认是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最简洁、最精辟的论断。马克思所赞赏和肯定的哲学是源于时代、源于人民的哲学，是把时代的问题和人民的精髓升华为理论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必须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必须把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
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一个好问题能极大的推进社会的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为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的统一，既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同时又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更引领时代向理想社会前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心人、解放人的哲学
马克思提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归宿点”则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归宿点显示了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人文情怀，显示了马克思主张以哲学解放全人类的意旨。马克思说，哲学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它所参与的运动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是绝大数人的、为绝大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种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是马克思哲学的普照光，是构成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根本的哲学理念。这个哲学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
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一开头就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通过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的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我们这里是“从人间上升到天国”。[5]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就像中国哲学里讲的道不远人，也是这个意思。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正是哲学属人性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异化的分析，以及如何让消除异化，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哲学的人类性。
四、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一种完整严密的世界观
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对自然界、社会、和人与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在内的根本看法。世界观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肖前、李秀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规定：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完整、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
从物质看世界，从精神看世界，从实践看世界，这是哲学世界观的三种主要方式。[6]从物质看世界，世界变成了客观世界，比如拉美特利的名言“人是机器”，这种客观性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抑制了。从精神看世界，正如陆九渊所说，心外无物。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心在动。这种哲学把哲学变成完全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空有一个形式。它突出了人的自由和想象，但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世界的图景就是在物质世界和精神领域中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实践。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从实践的方式观看世界，在两极到中找到了中介。
我们对待世界的方式还有科学和宗教，道德和艺术。哲学的方式是独特的，也是最高的。对于哲学与宗教的区别，黑格尔说的好，哲学与宗教在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学问，只是他们的形式不一样，哲学诉诸理性原则，宗教诉诸于感性原则。黑格尔对哲学与科学也有论述，他说，哲学与科学在形式上是一样的，都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内容不一样。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而科学是关于某一个具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哲学是世界观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一种。
五、结语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用“现实的理性”批判“抽象的理性”。现实的理性指的就是实践的理性，改造世界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所追求的思维的全体自由性与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统一起来，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把哲学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统一起来。哲学无定论，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日久日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世的智慧，它强调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正视生活对哲学的挑战。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发展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摘要：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学留下种种思考的问题，尼采说上帝死了，其实上帝在有人签发哲学死亡通知的时候已经死了。是不是哲学要走向终结了？或者用什么方法走出困惑，这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西方哲学哲学终结价值重建存在批判上帝
一、引言
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上帝死了，哲学终结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对于哲学终结的话题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专利。自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世纪中叶解体之后，西方哲学家们就有危机感。维根斯坦和黑格尔不约而同得出“哲学终结”的结论。希腊人发明哲学之后，人们就对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而为了同样的问题进行争论不休。事实上，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面对危机，后期维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分析入手，他认为：“哲学是一场反对语言困惑思想的战斗。”维根斯坦还说：“没有一个方法，但确有类似于各种治疗的方法。”后人把这种哲学观称之“治疗性哲学”，它通过消除哲学问题来治疗“哲学病”。然而，哲学问题被消解之后，哲学将不复存在：“哲学病”被治愈将不再有职业哲学家，所以也有人称之为：“自杀性哲学”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学，面对各种危机，如何寻找出路。上帝真的死了吗？哲学真的终结吗？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同时在反思过程之中是否可以寻找出路。
二、马克思和签发“哲学死亡”通知
哲学家罗蒂说要取消哲学独特地位；德里达甚至说：“哲学死亡的问题应该是那些称之为哲学家的人的共同体的惟一问题。热衷决不是后现代的哲学家，现代西方两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维根斯坦和黑格尔也是积极鼓吹者。
其实“哲学的终结”谈论决不是始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在此之前，就有不少人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其中最砌底的当属马克思。事实上，在1844年之前，马克思像传统哲学家一样，对于哲学予以最高的热情和尊崇。马克思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藏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不久之后，情况有所变化。这个明显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把哲学的现实功能具体化，进一步强调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哲学在马克思眼中的现实功能就是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他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就是哲学，它的心脏就是无产阶级”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他认为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并且认为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也是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与恩格斯将一切哲学都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因为它属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必然要随着现存的制度消亡。他们两人都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的最大成者，也是哲学的终结。其实他们两人在宣布“哲学的终结”的同时，却代之以一种新的哲学。正如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史只是“哲学死了，哲学万岁。”的永久呼喊。事实上，恰好回应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的不可能，但是同时又是矛盾的。证明哲学的死亡时候恰恰是通过哲学的论证和哲学的方法得出的。
在维根斯坦看来，“历来关于哲学事物所写的大部分命题和就此而设置的问题并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而我们根本就不能回答哲学问题。而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性。哲学家的大部分问题和命题都是因为不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引起的。”维根斯坦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语言问题，并且证明这些问题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他目的是希望获得一种“正确的逻辑观点”，理解能说的东西以及其界限。这样，哲学没有自己的特殊命题和特殊内容，而是完全变成功能性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他在通过自己论述达到取消哲学，但是他这种论述恰恰在构建一种元哲学的理论。在事实上，这种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哲学主张，只是改变哲学主题，形式，也就是用一种哲学代替了另一种哲学。
海德格尔始终认为，“存在是哲学真正命题的和惟一的主题”。哲学不是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海德格尔关心是存在问题，只有存在的哲学才有意义的，并且还强调哲学是存在的科学，而不是存在者的科学。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思想就把存在视为存在者的根据，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存在。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候，我们总有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存在。当我们去追问什么是存在的时候，而这个“是”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是”等同存在，所以对于这个“是”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按照海德格尔观点或者他的思想，那么哲学就是存在哲学。鲁迅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话是论证存在者是什么，其实意义都是在于人。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了的，这样的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实在性。这种思想本质上是说明这个世界的意义就是人的世界，离开人的存在，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不存在任何意义与价值。海德格尔这里讲的决定论不是对个别存在者的决定，而是对作为全体的存在者的决定。
在晚年的海德格尔却认为哲学在现时代已经终结了，同时他也把哲学的终结叫做哲学的完成。在现代，人们把哲学变成经验科学，哲学不再胜任思考的任务。因此，哲学终结是必然的，是一种归宿。
马克思觉得哲学与宗教，道德，政治和法一样，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而是属于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观点是如果产生哲学或者所属的社会制度注定是要消亡，那么哲学又怎么可能永久存在？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同时也一定会“改变着自己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哲学是希腊人发明的，那么就不是从来就有的，所以消亡也是必然的。马克思关心是实践问题，如何改造这个世界。他还指出自己毕生关心和为之奋斗的只有一个问题，一个事业，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体人类的解放。他从来不关心“重建本体论”或者“本体论转向”之类没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他使哲学变成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哲学不再存在思辨。于是，哲学也就终结了。
三、上帝死了，面对价值重建问题
尼采曾大声疾呼：“上帝死了！”他接下来说：“假如上帝没死，我就没法活！”当他说完这话不久就精神失常，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上帝死了，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上帝的尸体，还是留下一种终极的价值。上帝为什么会死？到底是谁把上帝杀了，为什么要杀上帝？那么死去的上帝会不会复活，耶稣死了，但是耶稣又活过来。我的死是为了我的复活，但是上帝复活了吗？上帝是什么？是一种终极价值体验，还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这些问题都是困惑现代西方哲学，也是现代西方哲学面对危机。面对签发死亡通知的现代西方哲学如何超越，如何走出困惑，这就是一种价值的反思。人们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上帝的儿子人把上帝杀了。
人们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只是把上帝杀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让哲学终结。那么哲学并没有终结，只是在上帝死了之后面对各种困惑。上帝死了是不是价值轮回的表现，而这种价值是如何轮回的。在价值轮回过程是不是出现取代上帝的值体系，或者某种价值体系在重建之后实现这种取代。如果上帝没有死了，尼采就没法活下去。但是上帝死了，尼采也就发疯了。或许当人把上帝杀的同时也把自己杀了，这是价值的互毁。于是人们需要回归上帝复活的价值。
在这里，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追究是谁把上帝杀了，或者谈论上帝死的原因，而是关注价值重建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潮，重建本体论面对种种困惑，价值重建出路在何方？如果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而超验的东西属于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如何避免理性的独断？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在它的理念里并没有存在于经验范围以内的特殊对象，它所要求的只是理智使用在经验总和的完整性。但这种完整性只能是原则的完整性，不能是直观和对象的完整性。”反理性思潮出现是因为纯粹理性本身不去认识某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无法突破这个完整性而使用范畴到自在之物上去。其实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传统主题和主体性慨念不断被消解和解构过程。有一位学者说过，“实践的观点所突出的便不可避免地是能动性或主体性方面。”
从哲学史上看，西方哲学已经经历过三次危机，每次危机之后，哲学都获得了新生和繁荣。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已经进入了第四危机时期，而这次危机是否可以再次获得新生和繁荣？西方哲学传统三大主题———上帝，心灵和世界之后是否面临丧失的危机。努力重建本体论，复活上帝，或者再造上帝是否解决摆脱哲学危机。
现代西方哲学要至少面对三个问题，第一是“重建本体论”，第二是“本体论转向”，第三是“终结论”。重建本体论主张复活上帝，保留传统三大主题。本体论转向是主张哲学转变为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终结论主张纯哲学的终结。
价值重建在发展过程不再是纯粹的重建本体论，在很多时候是本体论转向。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将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的方向，最终将摆脱纯哲学带来的危机，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本体论转向只是解决哲学危机的方法，最终还是会回归到“重建本体论”。一个人病了就必须吃药，但是康复之后就不再吃药了。我觉得西方哲学就是这样情况的，必须通过“本体论转向”获得新生和繁荣。
四、结束语
现代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各种困惑，经历过新康德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失去影响力，但是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兴起，给原来现代西方哲学带来冲击。结构主义的哲学加入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哲学领域。
作为“后结构主义”的哲学代表人物福柯认为作为知识的主体和知识的对象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人只是近期的产物，并且正在走向消亡。”“人像是画上在沙滩上的肖像，是可以被抹去的。”福柯自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他也喊出了“人死了”这一命题。
现代西方哲学需要走出危机，作为一种思辨方式，必须选择本质性的精神进行拯救，前提是人类精神能够全面自由的达到反思状态。 只有这样，现代西方哲学才可以最终实现“重建本体论”。
主要文献
[1]《良知与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版.
[2]《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4]《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著 韦卓民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摘要】时间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概念，所以对时间观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本文主要通过对西方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当代哲学中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柏格森、海德格尔、德里达对时间及与时间相关概念的哲学论述的分析与比较，对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时间观窥见一斑，从大体上把握西方哲学与科学中时间观发展的脉络。本文将一些抽象的哲学观点通过比喻和图表解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时间观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关键字】时间；绵延；存在；分延
时间与所有存在息息相关，但却很难准确地定义。因而，时间观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概念。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对时间进行过思考。随着哲学不断地发展，时间问题逐渐成为一些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西方近代、现代、当代哲学中，出现与一些与时间紧密关联的哲学概念。本文就要将几个与时间相关的哲学观点进行梳理、阐述、分析与比较，对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时间观进行一些探讨，并反思其变化，对这些时间观的本身正确与否暂且不予置评。
一、三位著名哲学家的时间观
1、绵延与时间——柏格森的时间观柏格森是西方近代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的代表哲学家。柏格森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绵延。绵延是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连续的，是质的连续不间断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不可分割，也不可测量。实在的本质是绵延，眼前的物质只是绵延的一个“截面”。同样，人的真正的自我，并非形而上的自我实体，也是一种绵延。因为空间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对空间的研究可以采用理性。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间，应该使用直觉。因为理性活动截断了绵延，而直觉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绵延本身。一团火焰在空气中燃烧，其形态在时间中不断变化，每一刻都是不相同的，这就类似于绵延。如果用照相机去拍，可以得到一个瞬间的火焰的形态的照片，但如果用这张照片和正在燃烧的火焰进行对比，会发现火焰形态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照片上的火焰形态是截断了火焰形态的绵延产生的，它丧失了不断燃烧涌动的本性。所以运用理性去分析绵延上的某个片段，就好像用照相机拍一张火焰的图片一样，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想了解绵延本身，靠截取是无用的，只能用直观。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同时两次踏进一条河流。”柏格森的时间观：
2、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时间观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主张“悬置判断，面向事件本身”。所谓的“现象”是悬置理性思维，直观事物本身呈现出来的普遍共相。海德格尔则认为胡塞尔现象学还原后的“对象本身”，还只是自己显现出来的“存在者”，有些是真相，有些是假象，而使“存在者”开显出来的“显示”更为重要。这种“显示”就是“存在者”自身的“存在”，或者说“存在者”如何“存在”。运用理性、直觉可以认识、把握“存在者”，却无法体验“存在”本身。只有作为深层感性的“烦”，才能将“存在”开显出来。这是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原理，对传统哲学中理性、直觉等概念进行“悬置”后，直面事物本身的产生的领悟。可以说，“存在者”还是一种认识对象，而“存在”则不是一种认识对象，它甚至不是一种“对象”，只是一种呈现，一种过程与状态。“烦”是因为“此在”感受到自身及其他存在者“活生生地存在”而产生的深层情感。根据佛洛伊德学说，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三部分。意识只是心理活动的“冰山一角”，无意识才是“除一角外的整座冰山”。理性是意识的自主性活动，直觉是比理性根本的意识直观感觉，而更为根本深层情感“烦”则与无意识有联系。所以，“烦”比“思维”、“直观”更为贴近人的真正存在状态。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即“此在”的“在场”，由此产生了“现在”。将“现在”作为分界点，“过去和将来”也随即产生。这三种时间状态对应“此在”三种存在状态：抛掷态（过去），沉沦态（现在），生存态（将来）。但是，“此在”永远是存在于“现在”的，而“过去与未来”只存在于幻想和想象当中，所以此在的三种存在状态是并列、交织于现在的，三种存在状态并没有先后之分。海格德尔的时间观：
3、分延与时间——德里达的时间观西方当代解构主义的代表哲学家德里达提出“分延”概念，将词与物的关系由能指到所指的纵向关系（由索绪尔提出）转化为由能指到能指的横向关系。“分延”是文本中能指到能指的不断区分与推延，将一个能指从其他能指中区分出来，推延到一个新的能指，由于文本无法创造“所指”，所以只能不断创造新的“能指”将“所指”推延，因此分延是无限的，“所指”永远“不在场”。能指不断地分延，是一种时间性的过程。能指的分延路径称为“踪迹”，把握“踪迹”即顿悟，但是这种顿悟并非“所指”真正的“在场”，只是把握了“踪迹的踪迹”而产生的一种“到达所指”的朦胧幻觉。这就好比一个人要去某个地方，道路错综复杂，而且终点离起点无限远，因此人在走的时候就不仅需要知道走的道路，还得知道怎么选择合适的道路去走，才能走向终点，如果走路的时间也是无限，那么这人就可以到达终点。同样，把握“能指”分延的“踪迹的踪迹”，相当于把握了整个“踪迹”（虽然是无限的），产生了一种“到达感”，似乎“所指”已经“在场”。这又好比面对一个无限的数列，虽然可以找到其通项公式，计算出其任意一位的数值，似乎是把握了这个数列，但无论你算出哪个数字，都还有更大（更小）的数字，你无法到达无限的边缘。因此，该踪迹没有终点，主体对能指运动踪迹的把握只是一种“顿悟”。从德里达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不仅能指可以分延，能指的差异也可以分延，因为能指的差异也是一种新的能指，因而可以分延。人对“时间”的顿悟就是由不同的能指之间差异的踪迹形成的，即两个（或多个）能指之间的差异分延到另外两个（或多个）能指之间的差异，这种不断的分延形成的差异的踪迹，对不同差异的踪迹的把握，产生类似对点状“现在”的顿悟（并不是“现在”的终极意义）。但是，由于踪迹不断分延，差异的踪迹也是如此，所以点状的“现在”（作为被真正理解的意义上）永远无法到达，而其“所指”也并非一个实体。因而，点状的“现在”被解构了，导致“过去”与“将来”也随即被解构，最终导致线性化的时间也被解构。德里达将“点”变成一个无法完全把握其意义，只能顿悟的能指撒播的“踪迹”。由于，“时间线”是由无限的“时间点”构成的，所以“线”无法真正被构造出来的——只能无限接近，永远无法真正成为。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德里达的时间是一种非线性化的无法真正理解的时间，而只能通过“顿悟”去把握。德里达的时间观：
二、三位哲学家观点的比较
1、生命的本质与存在的本质——柏格森与海德格尔的“异”
（1）直觉与情感柏格森倾向于用直觉把握绵延，海德格尔则倾向于用深层情感“烦”体验存在。柏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一种绵延，而绵延是不能被分析的，只有直觉可以把握绵延；海德格尔则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此在在场”，而“此在在场”产生“现在”，“现在”产生“时间”，理性与直觉只能把握“存在者”，只有通过深层情感“烦”才能体验到“存在”，存在的本质就是时间。
（2）特征与来源柏格森关注的时间的特征，海德格尔则关注时间的来源。柏格森提出时间是绵延，是将时间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研究时间的特性、特征，即时间有什么特点。海德格尔则重点研究存在与时间的关系，认为时间就是存在的本质，而时间产生于存在（“此在在场”），时间相对于“此在”才有意义，与“此在”联系密切。
2、“此在的在场”到“差异的踪迹”——海德格尔到德里达
（1）由“此在”到“差异”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此在”开显出来继而产生的。德里达则认为比“存在”更为根本的是“差异”，有“差异”才有“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才有“此在”与“存在”的区别。所以，“差异”是一个比“此在”和“存在”更为根本的概念。
（2）由“在场”到“踪迹”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存在”是一种“在场”的状态，正因为“在场”才有“现在”，在场是一种显现。德里达则认为“在场”只是一个假象，所谓的“所指在场”只是掌握了“能指”分延、撒播的“踪迹”。“踪迹”是通往隐秘的道路，所谓“在场”是道路的终点，但德里达认为这条道路是没有终点的。因而，踪迹是一种隐匿。
三、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时间观简述
历史上哲学家的时间观简述：通过上表可以发现，哲学史上时间观的发展大致遵循了客观化解释与主观化解释的交替的脉络。观念的发展类似一个圆，重新回到起点，但却达到更高的层次：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是一个圆（主客观是分离），从柏格森到德里达又是一个圆（主客观交融），第二个圆比第一个圆层次更高。另外，科学史的时间观也发生重大、颠覆性的变化。时间由线性绝对，变成非线性相对的；由均匀地流动，变成不仅可以收缩膨胀，而且可以倒流。将两个表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哲学理论与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是一致的，即否认线性绝对时间观。
四、结论
哲学对时间的认识，从近代、现代、当代三位著名的哲学家的观点来看，由生命绵延阐述时间特点，转化为从存在的角度阐释时间，最终转化为从差异的踪迹角度去理解时间，使得作为生命绵延的纯粹时间，被“此在在场”斩断三分，与存在的三种状态密切相关，成为存在的本质，但最终因为此在无法在场被彻底解构了，成为由不同能指间差异地分延的不同踪迹。海德格尔将线性时间横向截断，而德里达却将时间点纵向解构为一个差异无限分延的踪迹，只能靠顿悟去把握。“现在”作为一个“点”不复存在，而成为一条“射线”。因此，宏观的线性绝对时间观被解构，留下了非线性的、相对的、理性无法真正理解的“不在场”的时间观。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整个哲学史围绕着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的自觉和反思的层次，可以被划分为两次转向和三个阶段。古代哲学的源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产生于“惊异”。宇宙万物的变幻神奇给人以巨大的惊诧感，于是，古代本体论哲学要寻求“万物的统一性”。但同时，古代本体论哲学没有从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则自觉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二者的统一关系。哲学的任务由寻求“世界的统一性”转变为寻求“思想的客观性”的问题。而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反对近代认识论哲学离开语言这个中介去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实质内容和真实意义，是把对思存关系问题的反思“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反省和逻辑学反思引向了文化批判。”把哲学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对思维把握存在的中介的考察上来，以中介化、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去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以各种中介为核心形成了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多元的统一性原理。可以说，语言学转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哲学意义，它又一次以倒退的形式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丰富了人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内在矛盾的理解。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就产生于第一次哲学转向即认识论哲学转向已经完成，第二次哲学转向即西方语言哲学转向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卡西尔自觉的参与了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以文化为中介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同时卡西尔在传统哲学体系崩溃，现代哲学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双峰对立，陷入要么走哲学科学化，要么走哲学文学化的道路的困境之时，用符号意义功能的统一性，为现代哲学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从而引领和塑造了时代精神，达到了其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本文试图在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意义上重新审视卡西尔，以期揭示其在现代哲学转向中所具有的重大哲学史意义和地位。
一、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
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以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变为了寻求“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即内在的精神和外在存在如何相符合，相统一的问题。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以片面的真理展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它否认精神对感觉经验的超越性，把人的认识完全限制在人的主观观念范围内。将世界划分为意识内的世界和意识外的世界，最终只能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唯理论则认为知识潜在于人的意识中，否认感觉经验是知识的来源，最终一切思维活动只能是纯粹主观的思维活动，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完全对立起来。
到了康德那里，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已经到了迫切需要统一的时候。康德综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观点，他肯定了唯理论提出的人具有先验认识能力的说法，同时也肯定了经验论着重的感觉经验的重要性，提出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认为人是用先天认识能力统摄后天经验形成知识，并给知识划定了范围。即知识的对象只能是自在之物反映于人头脑中的现象世界，自在之物(物自体)本身不是知识的对象。由此，康德在积极的意义上保卫了知识，否定了休谟的怀疑论。但同时，他并没有消解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反而是证明了这种对立的不可克服性。
康德在进行重大哲学变革时提出，既然人们要运用理性认识能力才能形成知识，那么，在运用理性对事物做出判断之前，应先着手对理性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范围的有效性进行考察。这是任何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由此，哲学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革，即对于哲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研究事物本身，不再是如何增进“知识的实质性内容”，而是满足于对知识的工具，对意识能力的考察。通过对意识的认识论反思，来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康德的整部《纯粹理性批判》都在力图完成这项任务。
可以说，康德的对认识工具的重视已经蕴含着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重大变革的萌芽，现代哲学正是要从“中介”出发去思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卡西尔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这一哲学革命。哲学的研究课题不再是认识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存在实体。卡西尔提出“我们不仅要理解世界‘是什么’，而且还要理解世界‘从何而来’”。他指出，存在是以各种符号形式为中介，才得以被人类思维所把握的。“这些特定的符号形式并不是些模仿之物，而是实在的器官；因为，唯有通过它们的媒介作用，实在的事物才得以转变为心灵知性的对象，其本身才能变得可以为我们所见。”
卡西尔明确提出，“我们不需要放弃由康德发现并由他清晰地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基本的批判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引导批判问题去面对崭新的材料，但我们可能而且应当维护这个问题的形式。”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主要是对逻辑理性能力的考察。因为在康德看来，真正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的，唯有数学、物理学等由逻辑理性能力获得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虽然康德后来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审美判断进行了考察，但他认为审美判断“不是知识判断”。可以说，康德把人文学排除在了知识的范围之外。
卡西尔认为康德对认识能力的划分标准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康德所处的时代，是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绩的18世纪。这些科学的发展体现在了康德的哲学里，表现为他对纯粹数学何以可能，以及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考察，从而为科学奠基。而到了卡西尔所处的年代，生物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科学的发展已经迫使哲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卡西尔要将康德进行的“理性批判”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其他的思维、判断、认知、理解的形式上”。神话、语言、宗教、艺术等符号形式“尽管与理智符号不相类似，但却同样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而与理智符号平起平坐……每一种形式都……是人类精神迈向其对象化的道路，亦即人类精神自我展示的道路”。“我们必须追问的不仅仅是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追问每一基本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全面性的问题。”因为逻辑理性只能作为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条件，只是人类思维把握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我们要对人文科学诸如神话学、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拥有描述大千世界图景的力量，我们才会描绘宇宙的图景和人类世界的图景”。由此，“康德所发动的哥白尼革命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扩大了的意义。”为此，卡西尔在其早期著作《符号形式的哲学》三卷本中，分别对语言、神话和科学三种认识形式进行了考察。而后又在其晚期的《人论》中，对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人类各种认识形式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而将康德的意识哲学进而发展和改造成其文化哲学。
由此，由各种符号形式构成的人类文化整体成为了沟通思维与存在，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中介和桥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由认识论哲学的心灵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的形式转变为以文化为中介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只有通过对人类思维创造的各种符号形式的考察才能被揭示出来。因此，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诉诸于对文化这个中介的考察，通过文化批判来自觉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这种中介化的思维方式是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之一，也是其超越传统哲学而实现的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现代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的基本特征就是，“它们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而提供现代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伽达默尔的意义哲学都是以中介化思维方式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主要流派。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即是抓住了文化(或符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形成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它以追问和具体研究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文化中介的方式，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问题的反思。
二、文化世界与功能的统一性
这种以文化为中介的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突显了人的文化世界。在卡西尔看来，正是“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中，人还生活在一个“新的实在之维”——符号世界中。并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因此，一个区别于自然世界的属人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世界。正如他所言，“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个……符号的宇宙”。由此，文化在卡西尔这里就不仅具有中介的意义，而且具有本体的意义。
但这个文化本体不再是传统哲学设定的那种恒定不变实体，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这种中介化的现代哲学意识到了人的历史性和有限性，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总是“以追求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为目标。传统哲学总是要追求至真、至善、至美，从而为人类确立“安身立命之本”。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全部传统形而上学家总是想超越人类的历史发展，一劳永逸的实现思维把握存在的全体自由性。这充分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但却没有认识到人的历史性、有限性。
卡西尔拒绝像传统哲学那样去寻求确定的实体的统一性，而要寻求“功能的统一性”。他强调，“在文化的宇宙中要宣称有一种绝对存在和实体性是荒诞的”。“我们必须用功能性的理性思想取代黑格尔体系中统摄和弥漫着的实体性的理性思想。”不能把理性看做是一种恒常存在的实体，而“必须在精神自身持续不断的劳作中去寻找理性”。
在这一点上，卡西尔特别赞同学者威廉·冯·洪堡对语言的看法，“语言乃是一种功能，而并非一些被影响下的结果”。“语言并非一单纯之产品，而是以持续而且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在卡西尔看来，洪堡的这一表述不仅仅适用于语言，而且适用于所有符号形式，所有文化产品。语言、艺术、宗教、历史、科学等每一种符号形式都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它们各自以其特性和个别的方式，展现着人类精神持续不断劳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揭示了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以符号为中介，通过劳作构建的历史性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卡西尔强调“这种统一性不能以一种体系化形而上学的方式被看作是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实体。它不能用纯属实体性的方式去描述。它必须用功能性的方式去理解和界定——即是以关系、活动、运用的方式去理解和界定”。“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
同时，卡西尔意识到了要在人的历史发展中，要在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的考察中去追求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而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仅以哲学家个人头脑中的思辨活动去把握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思想。正如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
文化哲学要在对人类的文明史的考察中历史的把握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由此，卡西尔特别注重对他所处时代所取得的最新科学成果的考察和吸收。他认为，哲学要有所发展，“只能借助具体科学的紧密联合和合作”。只有如此，哲学才能把握时代精神的状况；只有如此，哲学才能形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卡西尔在达尔文、乌克威尔等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考察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形成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观点；现代物理学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提出，为卡西尔提出从结构和功能角度阐述人类文化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同时，卡西尔还吸收了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它们进行考察。通过对这些具体科学成果的研究和吸收，用他的独特理解，使其文化哲学较之康德时期的哲学有了新的内涵，成为了他所处时代精神的精华。
由此，卡西尔就以一种历史的、生成的统一性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哲学寻求确定的、实体的统一性思维方式。从丰富的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内在矛盾。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都不再是一个确定性的绝对。而是自己时代的绝对、历史的相对。这体现了现代哲学对本体观念所实现的深刻变革。从实体性的绝对化的思维范式转变为历史性的、功能性的理解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
三、“卡尔纳普问题”的卡西尔解答，现代语言哲学的可能进路
可以说，以中介化、历史性的哲学思维来拒斥传统形而上学，是现代各哲学流派体现出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是以高度重视从哲学上去研究语言为重要特征的，也就是实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转向”。现代哲学将研究重点诉诸于对语言的考察，是将语言作为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中介，以后退的方式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思。同时，也是将语言视为人的存在方式，通过对语言的考察来反思人的存在方式。
从这一角度看，现代哲学对语言的不同理解，也就是对哲学本身的不同理解，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不同侧面的反思。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曾经对语言功能进行了划分，他将语言的功能划分为“表述”和“表达”两种。并以语言的两种功能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要求重塑新哲学。事实上，现代哲学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卡尔纳普问题”。
卡尔纳普将语言的功能划分为“表述”和“表达”两种主要功能。语言的“表述”功能是对事物进行描述、判断。其命题是可验证的，是包含知识的真命题；语言的“表达”功能是对人的情感的抒发，无所谓真假，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不对事实做判断，不包含知识，不具有理论意义。
卡尔纳普以语言的两种功能对传统哲学进行分析和批判。结果宣称，传统哲学的命题(如“世界是火”，“世界是水”)“自命传授一种比经验科学有着更高水平的知识。”实际只是用语言的“表达”功能执行语言的“表述”功能的工作，这些命题“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卡尔纳普最终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哲学的论题都是没有经验内容，没有理论意义的；它们是假问题”因此，卡尔纳普要求拒斥作为“没有意义”的“假命题”的形而上学。要求用科学的哲学代替传统哲学。这一重塑的新哲学的任务就是对科学的概念、命题进行逻辑分析。由此，哲学称为科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科学的逻辑”，成为“科学的副产品”。
可以说，卡尔纳普基于语言功能的划分而对传统哲学进行的批判有其深刻之处，其深刻之处在于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传统哲学的根本前提，即企图超越科学、超越人的历史发展去寻求绝对的确定性，要求对世界做出普遍说明和终极解释的幻想。
但其对新哲学的重塑亦有其浅薄之处。他在拒斥传统哲学，重塑新哲学的同时，将自然科学看作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成果和代表，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供在哲学祭台的中央，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当作衡量一切认识方式的标准和尺度。要求哲学成为“科学的副产品”，成为为科学澄清逻辑语言用法的工具。实则封闭了哲学称为科学的传统哲学知识论道路，同时也使哲学丧失了作为表征人类自我意识的世界观理论而与其他符号形式进行对话的职能。
遗憾的是，面对卡尔纳普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后的现代哲学却囿于卡尔纳普对两种语言功能的划分，要么对哲学具有“表述”功能的辩护。要求哲学走“拟科学化”的道路，即就是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要么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语言的“表述”功能的研究可由科学承担，哲学应专门研究语言的“表达”功能，哲学应自觉执行“表达”功能，走“拟文学化”的道路，即现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无论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是以语言为中介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或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但同时，二者却都是片面强调了语言的某一功能。两者的共同误区就在于它们各自囿于语言的某一种功能，使哲学被迫只能走哲学科学化或是哲学文学化的道路，从而使哲学不能超越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
面对现代哲学陷入的卡尔纳普问题的困境，卡西尔通过对符号功能的意义理论的阐释，为现代哲学走出困境做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尝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可以说，卡尔纳普问题的实质是将语言的功能要么看作是对人类心灵情感的摹本，要么看作是对外在事物的摹本。而卡西尔则反对这种观点，正如前文所述，卡西尔十分认同洪堡对语言的看法。即语言不仅是“产品”，而是一种“功能”。这一功能的进展“愈来愈清楚确定地位人类勾勒出他所谓的‘世界’之轮廓”。
语言不只是词语和音阶的结合，而是一个意义系统。从语言发展的历时性来看，我们会觉得人类早期语言在词汇、音阶的丰富性方面非常匮乏。但事实上，每一时期的语言都表征着当时人类的世界图景、民族精神和生存状况。“人类言语的所有形式，就其以清晰而恰当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而言都是完善的。所谓的原始语言，就其符合于原始文明的状况和原始心灵的一般倾向而言，与我们自己的语言之符合于精致深奥的文明的目的并无二致”。从语言发展的共时性来看，语言之间的区别，不仅是符号与音响之间的差异，而是世界观的区别。“每一种语言形式都表达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世界观点’，表达了思想与表象的一种独特的基本方向”。
卡西尔进一步认为，对语言的理解可以适用于所有符号形式。卡西尔将符号功能分为三种，即“表达(expression)”、“表述(representation)”和“指义”(signification)。其中表达功能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形式是神话：表述功能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形式是语言；指义功能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形式则是科学。这种划分与卡尔纳普对语言功能的划分不无类似之处。但卡西尔强调，无论符号的表达、表象还是指义的功能，都绝不仅仅是对外在事物的模仿，或是仅仅是对人类心灵情感的表达，它体现着人类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的精神力量。
在符号的每一功能中，都蕴含着意义。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符号正是由于其对意义的承载，才得以与信号区分开来。每一个符号都是一个意义整体，是精神借以表达自身的载体和形式，没有未被赋义的符号。每一种符号形式都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在卡西尔看来，神话形式不是早期人类思维的幻象，而是一个前逻辑的人类世界图景，其最典型的特征是“部分代替整体”。例如在某些巫术中，如能获得一个人的头发或指甲，就等于获得了这个人；在早期的祭祀仪式中，能否准确的呼唤出神灵的名字对于祭祀仪式的有效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神灵的名字与神灵是同一的。而在语言形式中，卡西尔明确指出，“一个感性的知觉体验同时包含着一个确定的、非直观的意义于其中并将此意义直接而具体的展现出来”。卡西尔以聋哑盲的孩子海伦·凯勒学会语言为例，当她发现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名字，一个新的世界就像她敞开了。如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这样产生了。意义理论对于作为符号指义功能的代表的自然科学也不例外。“我们一切关于自然的知识都最终建立在自由活动和理性赋予自己的立场之上。”因此，包括科学、神话、语言、艺术等所有符号形式都是精神展示自身的不同方式，“这样一个由自我创造的记号和图式所构成的世界，恰恰是所谓的客观现实的对立面，它在自给自足的‘外壳’和原初性的力量中宣示出自己。”这样的“宣示”的产物，就是属人的世界。
符号的表达、表述和指义虽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基本功能，但其共同的作用是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只是在不同的符号形式中，意义被赋予的形式和结构不同而已。例如尽管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与阿雷蒂诺等人彼此之间有巨大的不同甚至对立，我们仍把他们都称作“文艺复兴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彼此相同或相似，而是因为他们一同参与了一共同的使命”。即他们每一个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参与缔造了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的精神”。正如上述例子一样，神话、艺术、历史、科学等如此分殊的符号形式。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形式的整体”，能够不失去其“统一的结构”就在于它们都是“以千般彰显方式和千般面目展现出来的‘同样’的一人类而已”。
对卡西尔来说，精神不是先验的认识主体，也不是一个和物质实体相对立的精神实体，而是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功能。这种功能是“非直观”的，只能通过对其载体即各种符号形式的考察得以认识。符号形式哲学就是要成为一门“语法学”，研究不同符号形式的“习语”和“表达”。就是要揭示不同符号形式的内在结构和不同的赋义功能，揭示出其作为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的特征所在。这正是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价值之所在。
可以说，意义问题是卡西尔文化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人的世界就是一个意义世界，对符号功能意义维度的揭示，是卡西尔对卡尔纳普及其后的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最根本的超越。认识论问题和真理问题只是意义问题的特殊情况而已。因此，卡西尔拒绝像卡尔纳普那样，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供在哲学祭台的中央，也拒绝将神话、艺术等任何一种认识方式置于其他认识方式之上。我们看到，囿于语言的表述功能的科学主义思潮或囿于语言的表达功能的人本主义思潮，由于其对语言意义维度的忽视，只能使哲学要么沦为科学的副产品，要么沦为文学、艺术的副产品。这两条道路都使哲学丧失了作为人类把握世界方式之一的独特功能。而在卡西尔看来，哲学的独特功能就在于揭示符号各功能中的意义，通过对各种符号形式的内在结构和赋义形式的揭示，来考察人类精神中共同创造人的意义世界的不同力量。
由此，卡西尔通过诉诸于蕴含在符号功能中的意义理论的阐释，使得现代语言哲学得以走出囿于语言的“表述”或“表达”功能，只能要么科学化要么文学化的困境。超越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形成了诉诸功能统一性、表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为现代语言哲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实现了哲学与其他符号形式的对话。实现了哲学对人类世界观和民族、时代精神的表征。
四、结语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是以文化为中介确立起了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以后退的方式自觉的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同时将文化视作人的存在方式，赋予了文化以本体意义，并以功能的统一性代替了传统哲学的实体统一性。并通过对符号的意义理论的阐释，为现代哲学走出要么科学化、要么文学化的困境开辟了新道路。可以说，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对于其后的现代哲学乃至当今哲学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以人的历史活动为中介而探索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是整个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但是，人的历史活动是由丰富多样的环节内在构成的。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风别抓住了人的历史活动的某一个环节，以其作为构成人与自然世界对立统一关系的中介、桥梁，并对这个中介环节片面夸大，从而形成了现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亦是抓住了文化这样一个中介环节，形成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建立其符号形式的哲学，也就是他自己所称的“批判唯心主义的文化哲学”。然而抛开这个局限，我们应看到，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反思的推进，具有不容忽视的哲学史价值。
摘要：现代的西方哲学在前期哲学家不断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同现代科技充分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哲学风格。本文正是对于新时期的现代西方哲学在其内容及特点上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从而对于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哲学上的借鉴。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特征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就已经诞生了现代的西方哲学，从那开始到如今历经整整两个世纪的发展，中间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哲学流派，影响较为显著的有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及马赫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以及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它们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予以发展并补充，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得到了飞速地发展，现代西方哲学又实现了同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同当今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哲学风格，这也是西方哲学史上崭新的发展阶段。笔者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的特征就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否定不实际的偶像并且能够并敢于对现实生活中不同的问题予以解答，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服务。因而，现代西方哲学对于当前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同社会及科技的发展相适应，进而进行哲学领域的改革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一、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对于方法论的重视
尽管当先部分哲学对于本体论也是比较注重，同时也充分表现出对于该理论的重视程度，将本体论视作进行哲学研究时的出发点，典型代表有德国现代的哲学家海格将自己研究的哲学称作是“基本本体论”或是“本体论存在哲学”等，但是相当一大部分的哲学流派直接将自己研究的哲学独立于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之外，将哲学上探讨的物质及意识哪个为第一性的根本性问题，或是直接归咎在经验之外或是直接用其发现的诸如事实、经验等中立性要素直接将其取代；再就是他们认为回答这样的哲学问题是丝毫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因此他们将这样的哲学问题统称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拒绝并严斥形而上学的宣传口号，并且他们普遍认为当今哲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为其他不同的社会学科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也就是说哲学在其他社会学科的学习上起到了科学警察的引导作用，毕竟逻辑分析正是哲学的基本任务，因而就能够看出哲学的目的正是人们的思维更具有逻辑性，所以说哲学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而成为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方法。就此而言，哲学家们对于方法论的注重和研究，并且对于哲学方法论的意蕴予以突出强调是十分可取的。毕竟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也随之进步，此时哲学的研究就应当同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相适应，在关注本体论研究的同时注重方法论更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哲学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能够带给人们科学的世界观同时还能够提供正确全面的方法论。这样的现代哲学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对于生活予以科学的指导。
二、现代西方哲学更为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
现实性是社会最明显的特征，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也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的。因此，对于所有的人而言，只有现实性的问题才更有意义和价值，才更有紧迫感与吸引力。而作为一项指导性的学科，哲学要想在科学的殿堂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只能同社会的现实性相结合，也就是哲学问题的探讨只有植根于社会现实并且面对、关心现实，能够解答社会现实提出来的问题，才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哲学通过理论的形态来反映出社会的时代特征、发展趋势及其规律。而现代西方哲学诸多的流派已经做过尝试，主要体现在哲学思想来源于社会现实并且最终又能够回归现实，典型代表有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时发达资本主义进行的哲学研究，列斐伏尔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理论以及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理论还有哲学科学流派对于科学发展在社会影响的相关探索等，这些同社会现实生活都息息相关。尽管这些哲学理论的基础是唯心主义，并且在相关问题的探讨阐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这种对于哲学的探索精神极其可贵。哲学正是一门揭示事物本质规律，探视未知世界的一门理论性为主的学科，这种探索正是对于生活本质的执着追求，更具现实意义和价值。
三、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
一直以来，哲学的发展同社会自然学科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二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现代西方哲学同自然学科在今天的结合更为紧密，更为深入，更为细致。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对于哲学探究的相关刊物上，当今自然科学家在刊物上发表的相关哲学论文竟高达百分之六十之多，并且很多的哲学家本身就是社会自然的科学家，典型代表人物如弗洛伊德，阿芬那留斯以及马赫等；像是结构主义以及科学哲学的很多哲学家他们研究的领域不仅仅包括社会科学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造诣颇深。而且他们对于哲学结果的探讨一向是哲学研究领域所注重的，能够直接从社会自然科学中汲取所需营养，因此在哲学研究上便表现为角度新颖且手段先进，在研究成果上也更为突出。尽管当前我们研究的哲学也是对于自然社科及思维知识的归纳与总结，却暴露了一大弊端就是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忽视。尽管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对于自然科学同哲学的结合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在两者的有机结合上依旧不够深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的哲学家中对于自然科学所知甚少，同样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对于哲学又很少涉及；另一方面就是相关学者对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两者的结合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将其片面地理解为用自然科学知识去论证哲学，实现科学成果同哲学原理上的搭配。而哲学上的信息论则进一步证明了所谓的意识不过是人脑对于事物的反映，信息论则对于联系的普遍性予以充分论述，这些都直接证明了唯物辩证法是正确无误的。因此，哲学正是依托其探索性的精神对于自然科学进行系统地概括及总结。
四、现代西方哲学其独立性较强
由于现代西方哲学亦是作为一种理论及一门学科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因此它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现代西方哲学并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和权势。值得注意的是，哲学无法游离于政治之外，所以同政治的关系也是紧密相连的。并且作为意识形态及思想上的上层建筑，哲学是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哲学就等同于政治。首先哲学也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屹立于当今科学的殿堂之中的，遵从事实，服从真理，但是并不服从于任何人以及任何权势，否则，只能说那样的哲学仅仅是一门权术，是伪科学的。因此说哲学仅仅限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为做学术而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并不反对哲学为政治进行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一种为广大无产阶级政治进行服务的哲学，其哲学的阶级性就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鉴于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需求，我们正应当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争取为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服务，在此哲学正是充分发挥了其认识、改造及预测的功能。
对于现代西方哲学有必要进行科学全面地甄别及分析，而非盲目推崇，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不少的学术流派存在着辩证法及唯物主义的因素，并且在看待问题时较为深入，也提出了具有价值意义的观点，但是必须认识到现代西方哲学其核心和主导是形而上学及唯心主义，也不乏诸如新托马斯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反动流派，那些都是应强烈抵制的。总之，基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以上特征，相信对于我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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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汝伦.《现代性与现代西方哲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
[3]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与展望》《天津社会科学》2008/03.
最初接触尼采，只知道他自诩为太阳，感觉他是世界上最狂的一个人，后来通过上课和网上查找资料，感觉尼采并非是自诩为太阳，而是他病痛的身体实在一天也离不开阳光，而他的情绪，简直就依赖着阳光在支撑每一天，他的生活行程追逐着太阳在欧洲的步伐。所以他爱太阳，温暖的阳光就是他的生命。
尼采全名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年10月15日出生在德国撒克森州境内，是西方文化史中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通过宣告上帝之死而摧毁了传统的精神哲学，建立起一种现世的和个体本位的生存实践哲学，并因此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奠基人之一。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潮大都可以在尼采那里找到渊源。他的超人学说作为尼采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尼采心中的理想世界就是“超人”的世界。超人是上帝的征服者和虚无的战胜者。“超人”这个普遍的但不彻底的概念，意味着在虚无主义的历史中以现代方式思考人类本质，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人的超越，超人不是人，更不是一种超级人。超人也不是个体，而是个体一项活动的总称。“超人学说”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
一、尼采的超人学说的超越首先在于使人类的超越理想从天上回到大地，因而恢复了人类超越理想的属人性
尼采提出超人理想的直接目的是否定上帝。他是在宣布上帝之死的同时提出超人理想的。上帝和彼岸世界都是人类的作品和人类的错误。人作为肉体由于对自己和大地失望而虚构一个彼岸世界并幻想筑居于其中，但它不过是属于肉体和大地的幻想。对于尼采来说，爱超人与有人类是一回事，因为超人是人类进化的超越目标。爱人类就意味爱超人，亦即热爱人类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是对生命神圣的肯定。而且，人类因为作为一个类有了自己的超越理想而更现实地成为一个类。尼采认为诸神和上帝是民族的目的，因此，尼采提出超人这个属于人类的超越理想是为了使人更加现实地成为一个类，并作为一个类自我超越，实现大地的意义。
二、尼采的超人学说之超越性其次在于超越了统治与服从的二分法，指出了与超人理想一致的新型社会关系——创造者与创造者的联合
上帝本质上是圣化了的精神。尼采创立超人学说的目的就在于用超人这一属于现实世界的超越理想代替上帝，摧毁关于上帝的说教所支撑的统治与服从的二分法，创造新型的社会关系，使具有独立设计自己生存道路能力的个体诞生。
面对超人立场这一原初立场方式使个体将自己作为超越者确定下来。以超人为目标的实践必然使个体相互超越，所以，个体作为创造者的共同创造关系创造着他们之间的距离。尼采因此认为人类是不平等的：“我不愿意被杂在平等之说教者一起而被视为他们之一。尼采嘱告人们：“别怨恨那登在你们之上而达到了自己的高度人。”创造者这种联合中的冲突使人类个体在相互超越中走向超人，达到新的高度，在使万物更加完满的同时使自己更加完满，最终形成更美好和强壮的族类。
三、尼采超人学说之超越性还在于赋予婚姻、死亡和个体的自我超越以生存论——本体论意义，指出个体实现超越理想的具体道路
尼采通过赋予婚姻、死亡和个体的自我超越以生存论—本体论意义而指出了走向超人的具体道路。人类的超越理想不再是人只能崇拜的对象，而是人通过生存实践向之进化的具体目标。所以，尼采在指出走向超人的道路时进一步恢复人类超越理想的属人性。
四、尼采超人学说的主要欠缺于未能领受到超人是永恒的理想和没有正面肯定人梯的价值
尼采的超人学说在超越了先前的超越理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欠缺。这欠缺首先在于没有领受到超人是永恒的理想，而将超人当作有朝一日会诞生的实在，此实在因超越人类而成为更高级有存在者。我们曾将人定义为设计存在的存在者，并且，人作为设计存在的存在者所设计的归要结底是他的生存，因此，人总会设计出超越他的当下实在的理想存在；当此理想超越人作为类的实存时，它便会被认作超人类的。诸神、上帝、超人都是这样的理想存在。超人学说高于神话和宗教之处在于领受到了超人是大地的意义即人生存实践的目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人类超越理想的属人性。
尼采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他的浪漫主义气质既使他具有理性主义者给以企及的激情和创造性，也使他的作品具有语义上的不确定性这一欠缺，并最终使他走向了相对主义。尼采是自相矛盾的，这是许多西方学者也承认的事实。超人学说的主要欠缺都与此有因果关联。明确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评价尼采哲学有重要价值。
我深深敬佩着这个被称作狂人的哲学家，他身体瘦弱，有着一双大大的、敏感的眼睛。他选择的生活道路，就是在今天，也没有几个人敢于尝试。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变得日益密切，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间的信息传递不断加快。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不断涌入国内，与此同时，外来文化和思想也纷纷影响到了不同阶段的人们。随着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的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文化观念也开始逐渐融合，然而，在全球范围之内，大量道德滑坡有损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本文将对近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进行剖析，来对其思想道德观念中積极的部分进行学习，丰富我们的传统道德观念。
一、研究的意义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在学术领域，目前缺乏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因此借助于这次的研究能够来弥补在学术研究上的不足。道德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群众受到了众多道德观念的冲击，造成其思想道德上的混乱，本文将对道德观念和非道德观念进行分析举例，探索不同道德观念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来寻求其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同时，借助于道德研究，能够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解决，同时能够追究道德问题出现的根源所在，这样的方式能够促使社会公众逐渐加强对于道德的重视程度，在社会宣传上鼓励公众进行积极的道德宣传教育，在社会形成积极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
二、道德观的分类
（一）理性主义道德观
顾名思义，理性主义道德观就是以人的思维理性为基础来对道德的概念进行定义并加以规范。然而，在理性主义道德观的形成上，不同学者之间并没有形成达成相应的共识，其既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人类思维所致，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所默认形成的社会群体自觉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也可以理解为由于理性思维的影响，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习俗和社会偏向。理性主义是对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和总结，人类通过思考和探索来得出对于世间真理的探索，但是理性思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由于缺乏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容易由于极度自信从而导致思想的偏差。
（二）非理性主义道德观
非理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源自西方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观点和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在摆脱过去依靠理性思维进行主导的情况，使得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的定义和规范更为的广阔，在非理性思维的主导下，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分析体系，使其形成系统性的研究科学。在道德领域上，非理性思想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人们开始渐渐习惯将非理性思想运用到道德观念当中。
三、道德观念的规范
对于理性道德观来说，其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体现，由于人类的行为活动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私心，因此道德变成为了用以满足个人私利的工具，即便一个人的行为目的不是出于一定的私心，也会出于一定的目的。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集体观念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因为人不可能在社会中孤立存在的，因此，在行为活动中必须考虑到集体利益，为了满足和实现集体利益，必须构建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也不能够忘记集体的利益。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需要抱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够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最终损害了个人同集体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甚至会使得社会环境陷入困境，引发信任危机，造成极为不利的社会影响。作为个人来说，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周边的利益状况，为社会营造出良好的和谐氛围，有助于良好道德规范社会的形成。
非理性道德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如果人人都站在自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行为活动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问题，那么社会稳定将难以维持，久而久之必将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严重损坏社会稳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为了社会道德的有序进行，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必须遵循一定的非理性道德。对于道德而言，其考验的是对于人类活动同人类自由之间的问题，对非理性道德而言其是一种能够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同自然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道德是对人类行为活动的一种具体规范，规定了在日常行为活动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非理性道德的发展所必须遵从的就是需要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并且要体现出事物的客观合理性。
四、西方哲学视域中道德观多元化的当代启示
对于道德来说，其是一种人们对于社会活动和发展的要求，是人们在潜意识当中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通过彼此之间进行行为约束来构建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状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没有道德的约束，社会环境将会混乱不堪，没有道德的约束，行为活动之间缺乏相应的准则，难以对正确与否进行定义。对道德来说，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限制，但是，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群体能够在行为活动中获取更大的自由，不受客观条件的约束和干扰。为了能够在和谐理想的条件下，去不断的充实满足自我，实现更深层次的理性需要，必须自觉对道德进行遵守。对于一些不良社会行为的出现，不能够让其影响到个人的思想道德观，切记对自身的道德观念造成影响，为追求自身利益来破坏社会的道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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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之后，伴随近代西方的强盛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形上学传统不强，认识论与逻辑不发达，即使中国有哲学，也偏于政治与伦理。其实，这不仅忽视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传统和佛教传统，而且更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意识影响下的局限。近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转向”发展到“语言的转向”，出现了消解西方传统形上学的努力，乃至海德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终结”的断言，彻底改变了现代哲学的问题视界。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古典哲学的傲慢也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越来越成为哲学的关切焦点。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近年来坚持“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些对欧美哲学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不同于20世纪前期的新背景。
二
当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所谓哲学为标准，较严格地取中国义理学中可与之对应相当者，以此为“中国哲学”，研究之，撰写《中国哲学史》。一是以中国义理之学本身的体系为完整对象，研究之，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或进而以中国义理学为标准，写成西洋义理之学史。冯友兰自然选择前者，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就是一个与世界，或者说西方“接轨”的世纪。他对第二种选择之不宜，解释说：“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② 可见，这里所说的作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关联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合法性。所以，冯友兰的这个说法表明，是否写“中国哲学史”，涉及是否设立“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涉及到是否设立“哲学”学科，涉及到是否整个引进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如何写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建制，肯定大学建制中“哲学”一科的必要性，则必然要肯定从“哲学”的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与教学。
如何处理中国固有的义理之学体系中与西洋所谓哲学不甚相当者呢?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重视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③ 冯友兰一方面承认“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对此有不少叙述。就是说，某些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内容虽不见于西洋哲学的讨论，但仍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
可见，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
三
30年代后期，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也是一开始先讨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在他的讨论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西方哲学中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他说：“西洋哲学家所立的哲学界说甚多，几乎一家一说。其实都只是一家哲学之界说，而不是一般哲学之界说。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极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④ 虽然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解往往各立一说，但哲学教育家需要一种综合的“哲学”定义，张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把哲学归结为有关宇宙、人生、认识方法的学问。
第二，中国古代没有与哲学意义相同的总括性名称，他说：“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他同时指出，先秦所谓“学”、汉人所谓“诸子之学”与今所谓哲学大致相当；魏晋时所称玄学，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宋代以后所谓道学、理学、义理之学，其内容与今所谓哲学甚相近。但是，玄学、道学是各有其界域的，各是某一派哲学或某一类型哲学的名称，“与今所谓哲学之为一般的名称，并非相同。而总括玄学与道学的一般名称，在以前实在没有。”⑤ 这符合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实际情形。
第三，在东西文化的视野中，“哲学”应当是一个类称。张岱年提出：“中国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现在所谓哲学称之呢?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做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方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外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因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而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做哲学了。”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他提出一个很为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⑥
张岱年最后说明，哲学又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之不同，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都属特殊哲学，一般哲学则不包括特殊哲学，专指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用的“中国哲学”乃是指一般哲学，故不论及中国的各种特殊哲学。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对于有关中国思想的“哲学史”研究的分界，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确的自觉，中国哲学史家从来没有企图以哲学史的研究代替整个的古代思想研究。
四
哲学一词是西方文化在近代大量引进后，日本学者西周由philosophy 翻译而来，而被国人所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亦因此而产生。但这一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是，在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总方向及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之，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是本原于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的内容；二是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住，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分科体系；三是与世界文化接轨，使中国现代文化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四是以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近展的大势。
然而，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正如以上诸先生所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象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前辈学者对此似少注意，如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确定了，其问题也就确定了，他始终认为，中西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只是深入和讲述的程度不同。张岱年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态度不同，但哲学的问题及对象相当。其实，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就中国大陆而言，五十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更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八十年代以来此种影响虽已渐消失，但学术界并未就东西方哲学史是否有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取得共识。而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五
上述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正如张岱年所提示的，我们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我们应当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西方哲学)、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哲学)、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国哲学)，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之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
因此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学习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然是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虽然它仍然内在于西方语言的限制，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世界史，其中的讨论地方性局限渐渐减少，与科学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之连结越来越多。
六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武汉，430072。
一、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界议论的热点话题。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概念的内涵作一界定。就这个概念的构成看，有两个关键词需作厘定，一个是“中国哲学”，另一个是“当代形态”。这里的“中国哲学”，指的是与中国哲学传统相联系而接着讲的哲学思想，是指“中国的哲学”，而不是指“在中国的哲学”。1这里的“当代形态”，指的是“中国的哲学”在21世纪开展中所呈现出的新形态，体现了中国哲学传统的最新延续与发展。这样，“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概念的内涵就有了清楚的界定，这一建构工作的努力目标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得以明确。
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既然是接着中国哲学传统而来建构“中国的哲学”在21世纪开展的新形态，这就有三个相关的前提性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一)哲学资源如何获得的问题；(二)哲学话语如何建构的问题；(三)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如何解决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探讨，而第三个问题最有难度，也最需要加以注意和探讨。这一问题中所说的外来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面临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非西方民族国家在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对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精神武器，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思想空间的开放，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再度兴起，强调只有那些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哲学思想，即只有作为“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作为“在中国的哲学”，才能在中国思想世界发挥主导作用。而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所要建构的新形态哲学是“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哲学”，也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这些都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和回应这一问题。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人们试图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加以发掘和阐释，从中获得思想启示和哲理支撑，从而作出合理的回应和解决。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发掘和阐释存在明显的限制性。具体地说，对于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哲学资源的获得和哲学话语的建构，这种发掘与阐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它很难解决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实是一个寻找哲学的历史文化之根的问题。因而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中，只有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联系的哲学思想，如现代新儒学，才是“有根”的哲学思想，这种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掘和阐释才是有效的，才能够解决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而近百年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如何中国化，仍然不可能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开展中生发出来的，不可能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仍然只能是“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中国的哲学”。能否解决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界长期发挥主导作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它在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中就会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
要从理论上化解这一危机，就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根”的哲学思想。而这个历史根据、这个结合点、这个历史文化之根，只有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中才能找到。因此，面对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诸前提性问题，需要重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这一段哲学历史加以认真的反思和深入的探讨，从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何谓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自西汉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来，不同时代的人所讲的“古”与“今”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今之变”有着不同含义。本文所论“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是指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即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从其源头上看，可以追溯至明清之际。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开展中，即已孕育了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最初萌动，但受当时社会历史和哲学自身等因素的制约，新形态中国哲学并未能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接生出来，出现了侯外庐所说的“中国近代思想难产”①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出现，既有中国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中国哲学自身的原因。从中国哲学自身看，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展十分充分、积淀非常丰厚、传统惰性力极其强大，而早期启蒙思潮的新因素则尚处于破块启蒙之中，远不足以改变这种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和古已有之的思想存在，从中接生出新形态的中国哲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那些导致“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因素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从那时起，随着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家获得了用以改造中国古代哲学、更新中国哲学传统的新的思想资源，通过中西古今哲学思想的碰撞、交流、融会，产生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思想，从而走出了“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困境。这就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首先从哲学形态上表现出来，它经历了两个大的变化阶段：19世纪中叶后的60年间，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严复开始，中国哲学由近代形态转入现代形态的开展。所谓20世纪中国哲学，实则就是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在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同时，尚未脱离中国古代的经学形式，表现为一种哲学与经学、科学的混合物；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则走出了经学时代，开始探讨现代哲学问题，形成现代哲学话语，建构现代哲学体系，表现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这种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变化，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哲学传统也出现了变动和更新，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现代传统。
作为鸦片战争后最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家开始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产生明确的自觉意识，并在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一是促成了历史观的更新，形成了从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化；二是推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形成了从惟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三是开展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形成了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化。这就促成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蓬勃开展和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基本形成，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0世纪中国哲学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由此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潮。②
从20世纪30~40年代起，中国哲学家进一步环绕现代哲学问题，融合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建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体系，以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本体论体系和认识论体系。人文主义思潮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科学主义思潮有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毛泽东的“实践论”、冯契的“智慧说”，等等。这些新形态的本体论体系和认识论体系，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标志性成就，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的基线与主体。③
今天人们对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在新世纪的延续和深化。因此，只有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传统，才能对这一建构工作的努力目标获得正确的把握，对这一建构工作面临的诸前提性问题予以合理的回答。
三、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特点
所谓哲学的转型，即哲学形态的转换与更新，是哲学的一定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是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即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则是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上的划时代转变，形成了与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哲学开展明显的区分和不同的特点。
如果说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哲学开展，主要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相对独立、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那么其后的中国哲学则是在中国被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后，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的强烈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的简单模仿、照抄照搬，也不意味着是用西方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来代替中国的哲学思维与哲学话语，更不意味着要把中国哲学的发展由此纳入西方哲学发展的轨道。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基础、背景与传统，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具体地说，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进行的，呈现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
西方近现代哲学之所以在19世纪中叶后的中国获得大规模传播并为中国人多方面吸取，是因为它们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相联系而获得了一种世界性，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①。这些西方哲学思想，既在传播中显示了自己世界性的一面，又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形成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即经过一番新的思想创作，从而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只有这样，一种外来的哲学才有可能真正为中国人所接纳，进而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使自己逐渐转化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产生影响的西方哲学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要把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引入中国思想世界，而不是要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的自性、特点与传统进行大部的或基本的消解，使之只剩下与中国古代哲学相似相通的内容。中国人之所以积极地学习、引入、吸纳西方哲学，正是为了从中获得这些核心观念，使中国哲学从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和新的理论创造，从而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严复在20世纪初就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②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带给中国哲学的新内容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从19世纪中叶起，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检讨、批判中国古代哲学，力图创造出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重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从哲学形态上看，体现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转换。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冯契就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哲学历程称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①。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在时代风潮影响下对此予以认肯。早年梁漱溟在开启现代新儒学时就说过：“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②晚年冯友兰总结20世纪后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开展时，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开展称为“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③。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固然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超越，但同时又与之有着天然的、紧密的联系。中国哲学在数千年自成一系的开展中，积淀了丰厚的资源，形成了悠久的传统，以其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影响力、渗透力制约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种传统的因素和力量，有的会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阻碍作用，有的又会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伴随着古今哲学思想的碰撞与选择、承续与综合。这一点，张岱年20世纪30年代就作了明确揭示：“中国以往哲学中假如有好的东西，则这好的东西之维护与发扬，乃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中国以往思想中假如有病态的、有害的东西，则这病态的、有害的东西之矫正与克服，也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④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正是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实现的。这两种哲学运动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展现出中西古今哲学思想之间复杂的关联与互动。有人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开展片面地归结为“西化”，进而加以贬抑乃至否定。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学理上看，正是由于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这些特点缺乏了解、存在偏见所致。
四、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特别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使得中国哲学传统出现了变动与更新，由中国哲学古代传统转变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这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传统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不仅有古代传统，而且有现代传统。
对这两种传统的认识可追溯至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著名论断：“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这里的“孔夫子”，指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这里的“孙中山”，指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毛泽东1949年对孙中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含义作了更明确的表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②显然，他所说的“孔夫子”、“乌龟壳”与“孙中山”、“共产党”分别代表着两种传统。③
明确地指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两种传统的区分的是冯契。冯契说：“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我们有五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④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存在着古代和近代两种传统，并凸显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的意义。他进而认为，伴随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今转变，中国哲学传统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他说：“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⑤又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⑥他把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书来表达，实际上正是分别对中国哲学两种传统进行考察与反思。冯契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本文所讲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是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中形成的，积淀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成果与核心内容，从内容上看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一些属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因素，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这些古老的哲学因素，因其巨大的影响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过程中被保存和积淀下来，转化成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如经世致用学风重实际、重现实、重实践的求实精神，公羊三世说所讲的“小康”与“大同”不同阶段的历史演进，民本思想所强调的对“民”的重视、尊重与爱护，就是这样的因素。这些因素保留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表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之间绝非截然的断裂与对立，而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第二，西方哲学中那些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内容，特别是那些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经过中国化过程后，逐渐为中国思想世界所吸纳和融会，成为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述严复所说的“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就是这样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更是这样的内容。这些外来的因素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不同的重要内容，表明中国哲学传统确实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哲学开展中获得了更新。
第三，中国哲学家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文化历史条件下，通过吸取、消化、综合、融贯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了自己的新的哲学创造，通过近代形态哲学体系特别是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的建构，彰显了中国哲学家在近现代中国的家国情怀和原创性智慧，标示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既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更新。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不是脱离了数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大道的思想歧出。只是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相比，处于主导性的位置，有着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影响。否则，有着数千年厚重历史的中国哲学很难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实现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变动与更新，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和评价，不可简单地将其指责为“反传统”而加以否定。①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不论是对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还是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理上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也把自己融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之中。
早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革命”取代“维新”成为时代主旋律，中国政治哲学观念发生了古今之变，由古已有之的“汤武革命”观念，转变成包含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内容的现代革命观念，而这其中就包含了先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吸取。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称“顾自马尔克(马克思当时的中译名——引者注)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socialism)”②，力主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来理解孙中山和同盟会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对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感叹地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③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影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中国产生了一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积极参与并有力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于这一时期的诸重大哲学问题，不论是历史观的更新、政治哲学的变化，还是对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他们立足于中国实际，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多维度阐释，使唯物史观显示出学理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焕发出独特的思想活力和理论魅力。李大钊主要结合历史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主要结合政治哲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主要结合人类学古史研究阐释唯物史观，杨明斋主要结合东西文化关系问题论争阐释唯物史观，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李达在其专著《现代社会学》中总结了这些不同维度的阐释，对唯物史观作了更系统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说明。他们又以唯物史观派的身份参与了原本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之间展开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对代表人文主义思潮的玄学派和代表科学主义思潮的科学派都进行了批判。瞿秋白在论战期间撰成《社会哲学概论》一书，力主用辩证唯物主义阐明哲学本体论问题。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一大枢纽，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中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自己的学理探讨予以了推进和深化。例如，知识客观性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认识论开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曾引起中国哲学家的多方探讨，形成了两种倾向性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人可以通过经验，把外部世界如实地反映到主体之中，从而使主体所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具有客观性；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人的经验不能如实地反映外部世界，主体通过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经过人的感觉、心理所加工过的东西，不可能具有客观性。这两种看法都以经验为人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中介，而分歧的关节点就在于哲学家对经验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对这两种倾向性看法进行了反思与总结，提出：“在知识经验中，就心理上的原始或基本着想，‘有外物’这一命题和‘有官觉’这一命题至少同样地给我们以真实感。这两命题都是知识论所需要的。不承认有官觉，则知识论无从说起，不承认有外物，则经验不能圆融。”①但对于经验何以“有外物”的问题，他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才使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说明。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认识论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面临的这一困境；毛泽东则在《实践论》中进一步说明了人是怎样从感觉经验出发，经过实践来获得客观性知识的。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对知识客观性问题作出了合理的说明，从认识论上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予以了学理的推进。②
这些哲学史上的事例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方面参与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开展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也由此融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成为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有机内容。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从中国哲学中生发的真实历史根据，具有了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真正结合点，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为了“中国的哲学”，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③
六、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看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建构
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于回答哲学资源如何获得、哲学话语如何建构、外来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如何解决这三个前提性问题，进而说明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如何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的新内容，而且为中西古今哲学思想在21世纪的综合创新以建构新形态中国哲学提供了直接的启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从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古代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固然重要，但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中获得启示则更有意义。
其次，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使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上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这种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融会了多种哲学资源，回应了现代哲学问题，表达了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建构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话语体系，面对的是今人而非古人，要讲的是今人话语而非古人话语，因而更需要从中国哲学古今之变所形成的新的话语系统中得到借鉴、获取资源。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西方哲学之有效的大规模东传，显然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当此时，中华帝国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步入垂老之态。传统儒家思想在内部的批判性力量和外来冲击的双重打击下，日渐失去了往日的辉光。章太炎等提振子学，“激而诋孔”，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化经学于“国故”之中。康有为等“轻古经而重时政”，大力引入西学西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经学系统。晚清今文、古文大师，一手推倒经学旧厦，一手援引西学新知，为西方思想的“昂首”东进铺就了前路。正是在内部容纳的条件大体已定和普遍的“除旧布新”的热切渴望之中，西方哲学的“东渐”才汹涌如潮、势不可遏、蔚成大观。维新派和革命派纷纷创设译书局，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又主办许多报章杂志，广泛地传播新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康有为的《诸天讲》等，引进和介绍了进化论与星云假说；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马君武等大力译介和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推广新知识论和新社会观；王国维对德国哲人情有独钟，花大力气来举荐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朱执信初步介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学说。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股强劲风潮，掀开了西方哲学大规模传入我国的序幕，为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的引进、调适和融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上，20世纪是一个急速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便是中西文化的全面碰撞和深度交融，由此引起的震荡和巨大的改变可以说是亘古未有。作为提供价值理念和精神原动力的哲学，在这一系列的变革当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20世纪的中国哲学来讲，大体经历了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五个阶段。而每个时期都伴随着对西方哲学的引介、传播和消化，借鉴西方哲学差不多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要发展方式。清末民初，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兴起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中国哲学新的时代的开始。此时的西方哲学，还只是春风初度、微波乍起，混杂在笼统的西学西术之中，未行剥离而难识真貌。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西方学说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新思潮风起云涌，势不可遏，中国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接受，也由朦胧变得清晰，由间接变成直接，由局部变为全面。到了三四十年代，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体系更是纷纷登台亮相，专业的学院派哲学家逐渐成为思想舞台的主角。而仿照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一套专业化的机制也渐臻于完备，学科化的哲学系统初步地稳固下来。1949年之后，中国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裂变和分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西方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的艰难与曲折，成果甚微。而流散于港台海外的中国哲学也经过了复杂的分化和重组，更多地经受了与西方哲学的交融与碰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空前繁荣、最为辉煌的时期，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推广普及，以及和中国本土化思想的融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令世人瞩目。在这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当中，西方哲学如影相随，成为一种深深地嵌入到其基底的“背景色”。离开了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了解，就无法理清20世纪中国哲学所走过的轨迹，也无法理解和说明这其中的种种细节问题，更无法预期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
正是基于这样的需求，汤一介先生主编了这套“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全面清理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并对这一百年的中西哲学关系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之前，西学东渐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一向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专门以“哲学东渐”为主题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所取得的成果也寥寥可数。2002年9月，海峡两岸学者在武汉大学共同举行了“西方哲学东渐学术研讨会”，可能是哲学界就此主题所召开的第一个大型会议，也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研究热潮即将来临的一次预演。果然，时过不久我们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这套大型丛书的问世填补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诸多空缺，标志着“西哲东渐”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续的学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种种路径。和以往的西哲东渐史研究成果相比，这套丛书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材料极为丰富，问题讨论深入细微。丛书以12本专著、3500页以上的总篇幅，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叙述之，这在西学东渐研究史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了。它所涉及到的西方哲学思潮和流派有：进化主义（涉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包括新实用主义）、实在论（包括新实在论、批判实在论、科学实在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康德和黑格尔）、唯意志论哲学、分析哲学、基督教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解构主义和部分后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除了以专书或者专篇来研究上述思潮流派的中传史之外，丛书还专列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两本著作，从宏观视野上总体省察了西方哲学东传过程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样，20世纪传入我国并发挥了一定影响和作用的西方哲学思想及其流派，基本上都被扫瞄了一遍；对相关的材料和文献，各书作者也大多能“竭泽而渔”，搜罗的十分详备，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联络图”。因为资料翔实、主题细化，丛书各作者在自己拿手的研究领域内得以大展拳脚，充分施展出了各自的本领（作者均为相关主题范围的专业教授），对线索的梳理和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做得相当细致，绝非一般泛泛谈论西学东渐者可以相比。
二是注重晚近20年来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的总结和研究，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丛书涵盖的范围虽说是整个20世纪，但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译介和研究方面的成绩，显然以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来最为卓著。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以开放的胸襟和世界化的眼光，用超强的速率和密集的方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形成了西学东渐以来的第二次高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为第一个高潮）。除了大量的“补课”工作，弥补几十年间所造成的缺失，消除自身的“饥荒”感、拉近与世界的距离之外；更多的是翻译介绍大量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和思潮，将“西哲东传”的整体状况从近代哲学为主拉入到现代哲学阶段，实现了一次时代性的飞跃。这20年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量、西方思想的普及率，以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正因之故，丛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一时期的“西哲东渐”，爬梳材料，归纳问题，总结成绩，将这个重要时段的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立体化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除了《现象学思潮在中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三本书的专门论述之外，《实在论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哲学的中国》等著作也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总结这20年的传播情况和研究状况，让人感觉到“东渐史”不只是在诉说过去，而是在描述当下，甚至预示了未来。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翻译；哲学演变
笔者在阅读现代西方哲学及其相关著作时发现，“现代西方哲学”的名称英译内涵丰富，不能仅凭字面理解，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做认真探究之后方能有正确的结论。“哲学”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y”。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对应英译为“modern western”，从翻译学的视角看，按照直译原则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是译成“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国内读者的理解会明白无误，但如果同国外的同行或学者进行交流，他们是否会首肯或赞许呢？这里就直接涉及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时间概念的划分问题。
实际上，西方人所指的modern philosophy 并不等于国内普遍所说的“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 这一类课程的内容涉及的是17至19世纪的哲学，[1]相当于国内表述的西方近代哲学。英语中找不到与“近代”相对应的词，early modern（现代前期）这一词组接近汉语中“近代”含义。我国所说的“现代”大约与英语中“later modern”（现代后期）相近。但是西方学者们不大用“现代后期哲学”这一说法，而更倾向于采用“contemporary philosophy”（当代哲学）作为学科名称。而contemporary philosophy涵盖的内容都是关于20世纪的哲学。这在外国人是很自然的事。英语“contemporary”的原义为“同时代的，当代的”。当代哲学涉及到生活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当代哲学即20-21世纪哲学。然而这种时间概念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我们所说的“当代”只是指20世纪的后半叶，“现代”大约指20世纪的全部。“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在有的学科里比20世纪稍长一些，在有的学科里稍短一些。
一、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所研究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时间跨度比20世纪长。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应该说是严复（1845-1921）翻译的《天演论》等，其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可以说，他是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2]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2]第一个时期，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是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中国的创立期，也是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起步期。传播者多为社会变革的政治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与蔡元培等。“哲学”这个新名词于1920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出现。1914年北京大学将1911年成立的“理学门”更名为“哲学门”。1917年正式改名为“哲学系”。到1919年，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还成立了哲学研究所。第二个时期，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即“后五四”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至70年代末，这是西方哲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中国的曲折时期。第四个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是对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一个再发展并走向全面繁荣时期。现在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开始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即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是其中最长的一段，但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现代西方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对中国的现实思潮影响巨大，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但是，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提出了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认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而其内部矛盾乃是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变革：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向语言的转向、对境域的关注等，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这种变化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了很强的向其他学科渗透、与之交叉的能力以及建立新的次级学科的能力，比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文学艺术实践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由于思想方式的转变，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深入对话的可能。
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发展阶段
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7～18世纪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等，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发生了重大影响。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讨论和研究的重点。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3]
1.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
这个时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晚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许多流派，如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它们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时期，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新实在论形成于20世纪初，它在奥地利以f.布伦塔诺（1838～1917）、a.迈农为代表，在英国以g.e.摩尔、罗素、a.n.怀特海、s.亚历山大等人为代表，在美国则以r.b.佩里、w.p.蒙塔古等人为代表。此外，以g.桑塔雅那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r.w.塞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20世纪前40年内相继流行于美国。但这一时期在美国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哲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代表是c.s.皮尔士、w.詹姆斯和j.杜威以及英国的f.c.s.席勒。实用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强调行动和效果，反对真理的符合论。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时期，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个支派，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四、结论
对于中西方学者来说，“当代”或“20世纪”、“21世纪”都只是时间性概念，“现代”则是一个表示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性概念，它与“传统”相对应。那么，如何确立“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而涉及到文化和思想史的发展分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7世纪，因此，他们把17世纪以来的哲学当作现代哲学。而中国人对这种“现代”概念似乎难以接受。中国学者的理解是，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哲学（即我们所指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新的传统。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哲学，既与17世纪以前的老传统又与17世纪以后新的哲学传统相分别的哲学。[4]
在《西方哲学简史》一书中，西方哲学的发展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巅峰，黑格尔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而全面的哲学体系，包括了哲学史上全部范畴和大部分重要哲学命题，来解释思想、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然而，这一庞大体系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便崩溃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标志着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之后，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现代哲学阶段。“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它指的是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因此“西方现代哲学”的中文含义既不能被翻译成modernwestern philosophy，又不能译为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或20th century western philosophy，分析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形应译成western philosophy after hegel（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2]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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